光明日报 - 政务信息服务系统

黄侃教书

【学林新语】陆宗达年轻时师从黄侃（字季刚）。陆先生后来说，季刚先生教别人读书，他认为你还没到一定程度，还不该懂，就不给你讲，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季刚先生还常告诫陆宗达：“你跟先生学习，得自己选择先生的话来吸收，不能凡是老师的话都听，要听他用心所谈，不要听他兴之所至随便说的话。” （作者：周维强）

2026-6-5

紫光阁是清代皇帝阅射和殿试武举之所图片由作者提供【谈文绎史】提起古代科举，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多是书生苦读、金榜题名的画面；而说到武科举，印象则往往停留在举大石、拉硬弓、舞大刀的武艺较量上。然而，回溯历史，特别是清朝，武科举的初衷并非单纯的选拔将才。它从上至下，深深扎根于基层社会，关联着皇权、士绅乃至绿林好汉，成为窥探近代中国基层变局的一扇窗口。清朝设计武科举制度，本意是通过统一的考试配合身份奖励制度，将民间的尚武之才纳入国家体系，让其为国效力。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在不同地域结出了截然不同的果实。晚清思想家魏源曾对当时的文武风气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他发现，在江南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定、湖州等富庶之地，文科举报名者成百上千，而武科举考试却连名额都录不满；但到了江北的徐州、寿春，或是浙东的处州、金华，情况则完全反转——这里文试寥寥，武试却异常火爆，当地人“征调则争先，召募则云集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这绝非简单的重文轻武所能解释。各地武科举的风气往往与当地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在那些应试武科蔚然成风的地区，往往也是民风强悍、盗匪出没之地。比如浙东沿海地带，岛屿星罗棋布，洋盗海寇时常滋扰。在官府军队无力庇护的情况下，沿海百姓不得不“自筹保卫之方”，家家户户购置刀枪，操练拳勇。在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状态下，民间结社与习武成风。对这些地区的豪杰来说，考取一个武科功名，不仅可以光宗耀祖，更能在乡土社会中获得合法的话语权和庇护力。于是，一个特殊而复杂的群体——“武绅”在清代基层社会中崛起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军事体制逐渐崩坏，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落到了由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肩上。那些身强力壮、精通拳脚，且拥有武举、武生头衔的士绅，自然而然成了这些武装力量的首领。他们的身份极具弹性，游走于官、民乃至盗的灰色地带。据史料记载，在晚清的台州沿海，流传着“多一武举即多一盗魁”的说法。这并非说武举人天生就是强盗，而是因为当地亦民亦盗的现象比较普遍。盗匪为寻求庇护，往往会拉拢甚至胁迫有武科功名的人入伙，尊其为首，以此作为免祸的护身符。而在更多时候，武科士绅凭借自身的武力和官方身份，在官府与绿林之间玩起了微妙的平衡术。光绪二十年（1894），山东巨野县发生了一起“夺马案”。当时，绿林头目王朋攻打附近的兵勇营地，起因竟是三个当地的武生牵走了王朋的马匹，交给了兵勇头领并拒绝交还。这三个武生声称是误将绿林头领的马当作官马牵走。这背后大有玄机——武生们显然平日就与绿林、官兵有瓜葛，在发生利益冲突后，他们巧妙地利用官方力量来保护自己，展现出在复杂势力中左右逢源的生存智慧。到了清末，武科士绅更发挥了缓冲社会矛盾的作用。在义和团发源地之一的山东冠县梨园屯，有一个名为志合团的十八村乡团，分为南北两团，而负责把控局面的团总，清一色是当地的武科世家子弟。其中，南志合团的骨干张伦元、张际贵、张际霖三人都是武举人。在那个极其混乱的年代，这三位武举人展现出了极高超的平衡手腕。在他们的斡旋下，义和团、教民以及官府保持了相对的平衡状态。事后，山东巡抚甚至专门感谢这几位武举人，认为正是他们居中斡旋，把义和团和天主教的矛盾“管下了”，稳住了地方的局势。从台州沿海的“盗魁”，到巨野县的“夺马武生”，再到山东冠县的“乡团团总”，晚清的武科士绅们在清代的基层社会编织起了一张庞大而柔韧的网。他们既是朝廷在乡野的功名代言人，又是民间武力团体的实际掌控者。他们用考场上换来的功名，在乱世的江湖中庇护一方、维系着脆弱的秩序。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正式下诏，废止武科举。这项绵延几百年的制度就此落下帷幕。它的消亡，固然是因为大刀长矛在洋枪洋炮面前黯然失色，更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的惊涛骇浪中，它所代表的那套皇权治理逻辑已走到尽头。武科举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那些考场之外的乡野江湖与武科士绅们，依然在随后更加激荡的民国初年，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草莽传奇。（作者：廖志伟，系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26-6-5

话“芒种”

对于农人来说，一年二十四节气最忙最累的，显然是芒种。芒种是收麦子的时节，哪能不忙？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正是忙与累的真实写照。二十岁左右下田劳作的那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每逢此时，乡亲们便立刻亢奋无比。谁人不知“春争日，夏争时”，芒种被乡亲们看作夏收的冲锋号。号角一响，全力以赴，龙口夺食。真真是夺——和狂风暴雨夺，和雷霆冰雹夺。是呀，此时的天气瞬间变脸，刚刚还烈日高照，眨眼工夫头上便飘来一团乌云。刚刚还只是吹过一丝凉风，突然间狂风猛扑过来，暴雨倾倒下来。此刻，割倒的麦子若是没有来得及束成捆，那就惨了——“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更可怕的是下冰雹，一会儿工夫，用汗水浇灌出的麦穗便全被砸烂在地里。看看那“抢”的场景吧！一早不等天色泛亮，我就随着乡亲们朝农田小步跑去。刚能朦朦胧胧地看见麦穗，我们已挥动镰刀弯腰收割了。腰酸了，不敢歇；臂疼了，不敢歇。放下镰刀，又赶紧把割倒的麦子捆起来。手疼了，不敢歇；腿软了，不敢歇。好不容易捆好了，又急着把麦捆挑到场里去。挑完了，再割，割倒了，再捆，捆好了，抓紧挑。挑完了当天的最后一趟，头上高挂的不是太阳，而成了月亮。回家时，大家不是早上下地时的一路小跑，而是双脚蹭着地皮一点一点地往前挪。挪着，挪着，都坐在了田间的小路上。如此忙上十来天，总算把地里的麦子全割完了。芒种的战役转移到了打麦场上。垛起的麦子要抓紧碾压脱粒。一早就得把麦捆拆开，摊在场里晾晒。这活儿需要左邻右舍的“集团军”协同作战，若仅凭三四个人，非忙到正午不可，这就错过了一上午烈日的暴晒。只有晒干了、晒透了，碌碡滚过时，麦壳才会发出噼噼啪啪的破裂声，麦粒才能纵身跳出来。碾压一阵，要翻场，把麦秆挑起来，翻个身，再碾压。碾压完，要把麦秸全部挑起来，垛起来，再把下面的籽粒和压碎的枝叶撮合到一堆，这是起场。此时同样必须争分夺秒，倘若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麦子便转眼泡在了水里。那时的打麦场没有硬化，只是压实的黄土。大雨一浇，黄土化作泥糊，不少麦粒沉进去，抠都抠不出来。芒种节气，除了收麦，乡亲们还要忙着插秧，以及点种玉米和黄豆。那时的我，一直认为芒种就该叫“忙种”——忙着收这一茬，忙着种下一茬。时光匆匆，不觉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每逢芒种，我都要回乡下，去田间，不是回味劳作的经历，而是在熟悉的地块上观赏新的收麦场景。收割机隆隆地开进麦田，阳光下金灿灿的麦穗，转眼间就被卷了进去，一去一回，成片的麦子变成了麦粒。坐在地头的新农人，不拿镰刀，不扛扁担，甚至连装麦子的口袋也不用带。早有专业户带着收购的车辆等在地头，从收割机吐出的麦粒，一过磅秤就被装进了车厢。留给新农人的是手机上的那一串数字，或者当下收款，或者日后随吃随取面粉，片刻便完成了交易。这样的收麦场景，我看了一回还想看。 “芒”指代翘着芒尖的麦子、稻子，古人将这个节气命名为“芒种”，无疑在提示农人，这是收获和播种并举的时节。时光流转，大自然的节律依旧，芒种依旧，然而科技的突飞猛进，让这一片片农田换了人间。（作者：乔忠延，系山西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

2026-6-5

寻味赣西

【诗意中国】一别江西二十余载，丙午初夏来到宜春。宜春古称袁州，位于赣西。域内明月山边的温汤镇是座千年温泉小镇，这里的温泉水取自地下470米处，水质极佳，富含硒元素。用温泉水洗脸洗手，滑溜溜的，像是皮肤上打了香皂。温泉水更宜沏茶，入口软、滑、轻，有回甘。清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写道：“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用富硒温泉水泡上一杯碧螺春，十分水试十分茶，泡出的茶汤妙不可言，不谙茶事者，也能品咂出大山深处水茶相融生发的人间至味，那种周身通透畅快的感觉，惬意，难忘。小镇最先苏醒的地方是早市。时序在立夏、小满之间，位于温汤河畔的早市，透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应季的东魁杨梅，个儿大，乌紫，味道甜中带酸。一种野生枇杷，一元硬币大小，是清早从山上连枝带果摘下的，一枝挂着八九颗，当地居民喜欢人手一枝，边摘边吃。我凑前索要了两颗，试试味道，入口甜，又稍涩，一种本真的原生态滋味。另有一种个儿大的枇杷，椭圆形，乒乓球大小，橙黄橙黄的，带着晨露，入口水分丰盈，清甜，微微酸。大枇杷用竹篮盛装，一排一排当街售卖，此景颇适合入画。想起明代沈周咏枇杷的两句诗：“谁铸黄金三百丸，弹胎微湿露漙漙。”此季最可口的水果是“阳光一号”，似橘似橙又似柚，听说是嫁接后的产物，模样虽不讨巧，但如蜜一般甜。早市的中心地带，是活色生香的菜蔬地摊。北方城市中较少见的空心菜、红苋菜、野芹菜、韭苔、马齿苋、野竹笋，以及细葱一样的藠头、浅黄细长的藕尖、翠绿俏拔的芦蒿，目不暇接，样样都想买。温汤镇水系发达，早市自然少不了黄鳝、泥鳅、黄腊丁、甲鱼、翘嘴、鳜鱼、花沟鱼等水产，洋洋大观，看着便眼馋。野生田螺大者如古代的铜钱，小者若衬衫纽扣，螺肉肥嘟嘟的，像要挤破螺壳，透着新鲜劲儿。当地人喜欢用韭菜烹炒，口口肥腴鲜美。一种活蹦乱跳的小河鱼，长不过一拃，是深受当地居民喜爱的食材。见我对小河鱼感兴趣，旁边的一位老太太热心地告诉我：“这鱼少点盐腌一下，煎着吃，好吃得很。” 江西小炒这些年有点火。野生藠头过去我只吃过糖渍的，属于卤菜一类，味道和模样像是迷你版的糖蒜，酸酸甜甜的。此次在宜春吃到了野藠头爆炒山鸡蛋，锅气足，一股山野气息萦绕舌尖，很下饭。说到宜春的传统名菜，要数袁州三杯鸡，属赣菜分支袁州菜的代表。“三杯”指烹制过程仅用米酒一杯、猪油一杯、酱油一杯，故名。土鸡，选材于本地名产三黄鸡，剁小块炒制，成品酱红油亮，扑鼻的香气令人垂涎，食欲大开。来宜春，富硒温泉不可不泡，三杯鸡不可不吃。早市见过的小河鱼，刨根问底，才知即是汪曾祺家乡里下河地区常见的鳑鲏鱼。小鱼轻过油后，佐以辣椒、盐猛炒，入嘴酥脆，微辣，满口留香，怪不得当地人爱吃，文人也爱写。一般来说，一个地方水质好，做出来的豆腐定然好吃。宜春菜中的温汤烧豆腐让人百食不厌。这豆腐极嫩，想必也是富硒的缘故。我知晓在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省份，人们喜食米粉，江西人嗦起粉来也不遑多让。宜春的米粉称“扎粉”：一种中细，软中略带筋道；一种宽粉，又白又软。这里的米粉细腻、嫩滑，当然也与富硒水质有关。大清早起来嗦一碗冒着红油的土扎粉，淋漓的元气立马涌上身。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这样的宝藏之地，走了还想来。（作者：王开生，系中国作协会员）

2026-6-5

《更路簿》：南海牧渔者的“航海秘本”

清代大罟渔船图片由作者提供《更路簿》中的山水形势图图片由作者提供《更路簿》中以浮水洲为中心的航线图片由作者提供在海南岛流传着一句民谚：“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这句朴素的话语，指向一种看似不起眼的手抄本——《更路簿》。它不过巴掌大小，纸张泛黄，字迹潦草，却是帆船时代海南渔民闯荡南海的“航海秘本”。“更”，是航程单位，一更约为一昼夜航程的十分之一；“路”，指依托罗盘指针方向确定的海上针路航线；“簿”，则是代代相传的手册。渔民们将航行经验凝炼成“自大潭过东海，用乾巽使到十二更”这样的简短条目，记录着起点、终点、航向与航程。这部被誉为“南海天书”的民间文献，承载的不仅是航行技术，更是一套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它是海南渔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实践中，以世代积累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对南海这片蔚蓝疆域的认知与编码，成为中华海洋文明不可忽视的精神标识，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海为田的认知图景《更路簿》中最能体现地方性知识的，莫过于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体系。据统计，《更路簿》共记载西沙和南沙群岛岛礁地名140多个，这套命名体系，是渔民对南海进行“地理编码”的独特方式，也是迄今所见较为完整且富有特色的南海诸岛民间地名系统。《更路簿》中的岛礁命名带有鲜明的海南方言特色和生活气息。有的以地貌特征命名：环礁状似“圈”或“筐”，礁环上的缺口叫作“门”，岛屿则称“峙”。有的以海产命名：南屏礁盛产墨瓜参，故称“墨瓜礁”；司令礁形似眼镜，渔民称之为“眼镜铲”。有的以颜色命名：盘石屿珊瑚白沙耀眼，因而称“白峙仔”；永兴岛上过去野猫成群，渔民呼为“猫峙”。这套命名系统的影响甚至远播海外：意大利人贾科莫·加斯塔尔迪1561年绘制的《亚细亚地图》中，将永兴岛记为“PULOO.MJO”，这一地名很可能源自渔民俗称“猫峙”的音译。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人对空间的命名，本质上是一个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地方”的过程。当一座岛礁拥有了名称，它便不再只是茫茫大海中无差别的坐标点，而成为渔民认知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他们可以辨认、可以记忆、可以言说、可以传续的“地方”。这套命名体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人不仅是南海的早期发现者，也是南海诸岛命名的重要参与者。海洋经验的知识结晶如果说地名是《更路簿》的“词汇”，那么航线与航行技术便是它的“语法”。《更路簿》中记录的航线，将南海主要岛礁编织成一张较为完整的航路网络。这些航线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一代代渔民在风浪中反复验证、不断完善的实践结晶。《更路簿》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技术知识，体现在对罗盘的应用上。传统罗盘有24个方位，每个方位对应15度。但海南渔民在实践中发现，这样的精度在暗礁密布的南海往往不够用。他们发展出“兼针”的用法——在两个相邻针位之间再加若干“线”，从而将方位细化为240个，精度提升至1.5度。这种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技术改进，使渔民能够在暗沙密布的南沙海域相对精准地航行，尽可能避开那些“水浅而多礁”的危险水域。有学者认为，这是海南渔民对传统航海技术的重要贡献。《更路簿》还记录了对潮汐、风向、海流等自然规律的认知。“流水簿”记录一年中每天的涨潮退潮情况；“恶风”记载台风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象预兆。这些知识源于渔民“以海为田”的日常观察——如同农民关注节气变化，渔民也需要读懂海洋的“脾性”。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观察与总结，使《更路簿》逐渐成为一部关于南海的综合性知识载体。 “站峙”与南海开发的深度《更路簿》所承载的知识，不仅关乎“航行”，更关乎“生活”。渔民闯荡南海，并非过路式的短暂停留，而是相对长期的生产与定居。他们在南海诸岛“站峙”——海南方言称岛为“峙”，在岛上居住生活便叫“站峙”。一般一个岛上住2至8人不等，居住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年。文昌东郊镇上坡村的陈鸿柏，曾在南沙群岛居住18年。 “站峙”意味着较为深度的扎根。渔民在岛上打井取水、栽种树木、盖屋栖身、挖池养鱼、开荒种田，建庙祭祀。1868年英国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就有记载：东岛上“一井，乃琼州渔人所掘”。据史料记载，清末时期海南渔民曾在太平岛种植椰子树约200棵，在西月岛、鸿庥岛等岛屿上种植椰子树500多棵。渔民们还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产节奏：每年农历十二月乘东北风南下，至次年农历四月乘西南风北返，其间每年都有人留岛继续生产。这种利用季风规律、持续数百年的周期性开发，在世界海洋文明史上也属少见。这种站峙式开发，离不开渔民对南海的细致观察与经验积累——他们知道哪个岛有淡水可汲，哪个礁适合捕捞作业，哪片海域在什么季节有什么鱼汛。这些知识大多未见于官修志书，而是被记录在《更路簿》里，通过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方式，成为渔民共同分享的地方性知识。《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之一，承载着他们在南海生产生活的鲜活记忆。从“地方性知识”到国家主权证据《更路簿》所代表的“地方性知识”，与现代科学航海知识形成某种互补的关系。科学知识帮助我们认识“一般的海洋”，而地方性知识则告诉我们如何与“这一个南海”具体相处。这套知识体系，是海南渔民在千百年的耕海实践中，以世代相传的经验和约定俗成的方式，对南海进行的认知与编码。它并非外人眼中不可理解的“天书”，而是渔民代代相传、日用而不觉的“航海指南”，凝聚着无数前人的智慧与心血。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更路簿》体现了中华海洋文明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质：它不是一部征服海洋的扩张史，而是一部与海洋共生、在海洋中扎根的生活史。渔民们并非单纯地“征服”南海，而是在南海“生活”——他们赋予岛礁名称，在岛上留下生活痕迹，在礁盘上从事捕捞作业，在风浪中积累经验。这种“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与陆地农耕文明有着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如同农民离不开土地，渔民也离不开海洋——他们将海洋视为耕耘的“田”，将岛礁视为可以栖身的“家”，将世代积累的航海知识视为安身立命的“传家宝”。今天，现代导航技术已普及，《更路簿》的实用功能虽已淡化，但其价值却愈发受到重视。如今对《更路簿》的研究已从早期的历史学、地名学视角，拓展至航海史学、国际法学、人文传播学、数字化研究等多个领域。从法理价值看，《更路簿》在维护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证据价值。在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是中国人较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民间证据之一。它以民间文献的独特方式，记录了中国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历史，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依据。从文明价值看，《更路簿》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认为，“缺失《更路簿》，南海海洋文化将是不完整的”，“这一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中国南海海洋权益提供了确凿而有益的历史证据”。当翻开泛黄的《更路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航海秘籍，还是一个民族与海洋相处的智慧，一种“耕海牧渔”的生活方式，一份对“祖宗海”的深沉情感。据统计，仅琼海市潭门镇一地，有记载因在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捕鱼和航行中遇难的渔民就有1000余人。这些普通渔民，用生命践行着“耕海牧渔”的生存方式，用行动守护着他们世代相传的“祖宗海”。今年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海洋文明的传承，不仅需要宏大的历史叙事，也需要像《更路簿》这样扎根于民间、生长于生活、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地方性知识。它们是海洋文明的底色，让宏大的历史叙事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让抽象的海洋主权有了更具象的依托。如何弘扬《更路簿》所蕴含的开放包容、敢闯敢试、生生不息的海洋文化精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作者：周俊，系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2026-6-5

艾

【草木志】春日，艾蒿在湿润的泥土里探出新芽。青碧的茎秆，挺得直直的，身上有几道细细的棱。叶子先是嫩嫩的，边缘有柔和的齿痕；不几日，叶子舒展成羽状深裂，裂片狭长。待叶子厚实了，背面生出一层灰白的绒毛，像敷了层薄霜。捻一片叶子在指尖，清冽的辛香久久不散。学习植物学后方知，这独特的气息是艾蒿的“生化武器”。其中所含的桉树脑、侧柏酮等成分，能赶走啃叶的虫豸，抵挡细菌、真菌，还能不动声色地抑制旁边草木的生长。艾为自己，圈出了一方小小的疆域。古人敏锐，早将这烈草从旷野带到屋檐下。《诗经》里唱“彼采艾兮”，《孟子》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本草纲目》记载它温经散寒。千百年来，艾驱瘴、疗疾，庇护生民。儿时的记忆里，端午前，父亲总会去河边割回沾着露水的艾草，把艾叶搓捻成绿色的草绳，风干后在房间里点燃。袅袅青烟中，蚊蝇躲得远远的，我们安然入睡，周身仿佛笼着一层看不见的纱。母亲把晒干的艾叶捣细，装入小巧的布袋，让我们随身携带。那缕草木的清气，至今仍萦绕在心底。 “艾”与“爱”，同音，也同义。（祁云枝文/图）

2026-6-5

传统糕饼模具探微

清代戏曲故事糕模图片由作者提供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糕饼作为一种日常点心，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糗饵粉团”。汉代以后，糕饼品类渐趋多样，制作日趋考究。及至两宋，伴随市井饮食文化的发达，糕饼种类大为丰富。据《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等记载，当时流传的糕饼不下二三十种，生产过程中已出现“捍剂卓花入炉”的工序，表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模具对糕饼进行印花或塑形。到了元代，文献中出现了直接使用饼模印制糕饼的记载。元末明初韩奕在《易牙遗意》中写道：“白面一斤……印脱花样，炉内炕热。”明清时期，糕饼模的制作工艺更趋成熟，雕刻精细、纹样丰富，部分实物流传至今。作为中国传统饮食器具，糕饼模具不仅满足了糕饼成形的实用需求，其造型与纹样亦承载着审美观念与吉祥寓意，凝结着古代工匠的智慧与文化认同。糕饼模的形态可分为几何形与仿生形两大类。圆形模具象征“圆满”“完整”，方形模具寓意“方正”“安稳”，外方内圆的复合形则暗合“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仿生形模具中，桃形取意长寿，鱼形象征丰饶，莲形寓意高洁并暗含“连生贵子”之祈愿。据闻一多《说鱼·探源》，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种族繁衍，而鱼被认为是生殖力最强的生物之一。所以在古代，人们通常用烹鱼、吃鱼来隐喻生儿育女。生长繁茂的植物也往往被看作人丁兴旺的标志。在不少地方，都有以鱼为图案的糕饼模，象征多子的石榴、莲蓬模具也很常见。在祭祀仪式中，糕饼模具扮演着将日常食物转化为神圣供品的关键角色。清代让廉《京都风俗志》记载中秋祭月之俗：“至望日，于月下设鲜果、月饼……礼毕，家中长幼咸集，盛设瓜果、酒肴，于庭中聚饮，谓之团圆酒。”清代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则云：“至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月饼模上雕刻的月宫、蟾蜍、玉兔、桂树等图像，使糕饼获得了神圣属性，成为沟通人神、敬奉天地的媒介。在人生礼仪中，糕饼模具参与并见证古人生命的重要节点。新生儿满月之际，我国南方常用“福禄寿”三星模，北方多见“长命百岁”模；婚庆场合，江南“鸳鸯喜饼”、岭南“龙凤礼饼”、中原“合婚喜糕”等各具地域特色。清代张德彝《六述奇》记载：“中国婚嫁，无论南北礼，皆有龙凤饼，于纳采、纳币时用之，继则分送戚友，所以敦睦谊，重嘉礼也。”寿诞之际，“寿桃模”成为经典意象。糕饼模在这些关键节点中将祝福与期望固化为可食用的符号。一些糕饼模具设计颇具巧思，甚至带有互动性。宁波的印糕版“五蝠（福）捧寿”，绘制了四只蝙蝠，中间刻一寿字。当使用者手捧这个图案的糕点时，“福”就在他的手里，这样就凑齐了捧寿的五福。在岁时节令中，糕饼模具成为时间节律的物质标记。清明有“青团模”，端午有“五毒模”（蜈蚣、蛇、蝎、蜥蜴、蟾蜍），用于制作驱邪避疫的糕点。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载，端午节时“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合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中秋佳节，苏式、广式、京式月饼模具各具风貌。糕饼模的制作过程，既是匠人技艺的展现，亦是饮食文化具象化为艺术形态的过程，遵循了《考工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造物原则。在糕饼模材料的选择上，匠人注重因地制宜与“因意选材”。北方气候干燥，多用质地坚硬的核桃木、枣木、杜梨木等，以防开裂变形；南方气候湿润，多用纹理细腻的桃木、荔枝木、银杏木等，便于精雕细刻。更具文化意涵的是，象征长寿的桃木常被用于制作寿桃模，寓意多子的石榴木则多用于婚庆模具。材质本身即承载文化隐喻，使糕饼模从物质层面就具有象征意义。在雕刻工序上，须经“裁板—凿孔—打边—雕花—通气眼”五道工序。其工艺核心要求是“深而不断、繁而不乱”——阴刻纹路需有足够深度以保证纹样清晰，但又不能过深导致脱模困难；图案可繁复，但必须层次分明。雕刻人物时须兼顾神态表现与脱模可行性，刻画文字时需笔意到位且避免笔画断裂。这种在艺术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精妙平衡，体现了“致用为本，寓美于用”的造物思想。糕饼模的美学特质可概括为以简驭繁。糕饼模纹样常以极简意象营造深远意蕴，一轮明月、几缕桂影，即勾勒出圆满的意境；一对鸳鸯、数朵莲花，便表达着美好期许。这种简约纹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寓意、艺术想象和图形装饰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形成的符号化视觉表达。在有限的造型框架内，实现了意境的营造、审美趣味的彰显与文化意涵的凝缩，体现出传统民间工艺独特的审美智慧。郑振铎说：“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代万历时代（1573—1620），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人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糕饼模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木刻版画，深受版画发展的影响。明清的不少家族自制的糕饼模具上，都有刻款。徽州的熊氏家族，便常在糕饼模上以“刊”刻款，如“戊辰茂泰刊”“癸丑熊名佳刊”等，宛若制作书籍雕版。方寸糕模，印刻的不只是食物的形态，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文化认同。今天，重新审视这一传统器物，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民间匠作的精神内核。它也为当代设计从传统中汲取智慧提供了启示。（作者：龚勤茵，系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特约助理研究员）

2026-6-5

似花非花

棉花，似花非花。早年的关中大地上，庄稼分两类：一为口中食，一为身上衣。棉花是一种御寒取暖的重要田禾。棉花初生时是草本，成株后则是半灌木。长到与人的大腿齐高时，需要一株挨一株地掐头、打杈，掐去朝上冒的新芽，揪掉斜出的枝，这样，才能让它在最茁壮的当口集中全力开花并结成核桃样的棉桃。它花色淡紫，隐于绿叶之下，很不显眼，花落结成棉桃，棉桃入秋成熟时，便炸开小拳头般的五瓣——洁白如雪，朝天向阳，这才是人们所说的“棉花”。百花争妍于春，棉花则是开放于深秋。秋野里收摘棉花，称作“拾花”。正如南方女子清明前后采茶，北方拾花也属于女人的拿手戏，她们眼明手快，十指利洒。裹在腰间的蓝围腰勒着从下部折起的两个角，自成左右开口的包袱，两手同时采摘，半晌工夫，包袱里就是纯白如雪的一包棉絮，女子仿佛人人搂抱着一头羊羔。从拾花之日始，对棉花的步步操作，可谓女子的专项作业。裹回家的棉絮脱掉棉籽，用比人高的大弓弹匀溜，而后压平整，搓成一根根尺许长的捻子，“嗡嗡”地摇动纺车将捻子纺成细线，再将细线浆洗、晾干，在织布机上分出经纬，这才能“唧唧复唧唧”地织成布匹。女性被称为“织女”，这雅致的称谓即源于斯。如不了解这些烦琐、精细的杂务，也难以读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这样的诗句。男子耕于野，与女子织于室是对应着的。雪白的棉花收净之后，遗留的棉秆便得一根一根地拔除。棉秆的根系扎地甚深，男子在拔除棉秆时，须用特制的二尺长的铁钩扭定根部，弯下腰奋力拔起。那姿势，或许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相似。归家后的棉絮必须脱掉棉籽。棉籽去了哪里？少许留下来作为来年的种子，多数用来榨油。这油可以烙饼、炒菜，还可以在夜间点灯照明。我小时候，乡村还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点油灯。浸在油里的捻子由棉线搓成，细长匀溜。一灯如豆，在漆黑的夜里能亮很长时间，一家人围聚着，充满温情。乡谚里说某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暗示这个人难缠，不宜交往；如果叹息自己“出了灯油钱，坐在黑地里”，便是遇到了憋屈事儿；至于“官油壮捻子”，那是说花公家的东西很挥霍，属于地道的败家子。农家再穷，过年时总要设法炸一次油饼，一年一度，享一顿口福。铁锅里油浪沸腾，锅底下烧的就是从田野里拔回家的棉秆。棉秆硬实、耐烧，旺火炸出的油饼香喷喷的。香气逸出门外，流漾于街巷。“哔叭叭，哔叭叭”，“二踢脚”炮仗腾上高空，绽开五颜六色的火花——这耀眼的火花，同样似花非花。（作者：杨闻宇，系军旅作家）

2026-6-5

王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插图：郭红松【师友印象】九十余载春秋嬗递，七十余载笔耕不辍，蓦然回首，王蒙已活成一道绚烂的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赤——燃尽韶华的生命底色王蒙说：“一个人就是一种能源，人的一生就是燃烧。”少年时，他投身革命洪流，将青春燃作火炬，迎向共和国初升的红日。若那时得见，你或许会想起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中的快乐剪影：海面倒映白塔，四周绿树红墙，水中鱼儿悄悄谛听青春与理想的合唱。那时，王蒙觉得，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花是香的，人是笑的。他当然也笑，也舞，也唱；他唱出了《青春万岁》，唱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声动梁尘，响遏行云。忽然就销声匿迹。去往西域的路很长，很长，“嘉峪关前风嗥狼，云天瀚海两茫茫”（王蒙诗）。走着，走着，一个季节就变换成另一个季节。世人以为他从此喑哑，寂然无声。哪能呢？他以手指心，笃定地说：“我从没停笔，只是写在这里。” 笔落无声时，思如泉涌；人归沉寂处，血在奔流。凡传世之文，皆镂刻于心。橙——边疆岁月的温厚沉淀那个年代来到伊犁的文人不少，但能沉下心来，与维吾尔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语言同歌舞同唠嗑，扬场时看金色麦粒如虹落下，装卸时扛百公斤麻袋上肩、直腰、踩跳板，将其稳稳摔入车厢的——恐怕只有王蒙一个。当王蒙偶显忧郁，房东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就出语安慰：“哎！别发愁嘛！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诗人’岗位。”彼刻他乡，王蒙听来恍如天籁。多年后王蒙重返伊犁，人们仍会问起他那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那件旧得不能再旧的黄棉衣；有人绘声绘色说起他在哪块地锄草、收割，怎样撒粪，如何装车；更有人说，我不知道王蒙哥你是大作家，只知道你是一个干大活的农民。可不，作家就是干活的。王蒙由衷感慨：“没有比这更好的褒奖！” 杰出之作，历来是技巧为表，走过的路为魂。黄——重返文坛的丰硕华章上世纪70年代末，王蒙复出。有读者致信，希望他仍坚持“组织部年轻人”的风格。王蒙回复：“不可能，也不必要。我早已离开‘组织部’，也不再是‘年轻人’。但我得到的远超失去——我得到的是广阔天地，是风雨世面，是二十年生聚教训。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我如今的起点在这里。” “这里”，即生命的节点。他写下《在伊犁》《这边风景》，也写下《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相见时难》《活动变人形》，等等。王蒙的笔依然锋利，却多了一分滋润与从容。正如他在《这边风景》中直抒的：“我们唯一的愿望，唯一的要求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祖国……” 心为文之根，风是骨之韵。黄，是成熟的暖色，是霜打后更甜的柿子。绿——永不止步的探索求新上世纪90年代初，作协率先使用电脑写作的老作家，有王蒙、张洁等。王蒙用的是双拼输入法。几年后，我登门拜访，发现他已改用五笔。“‘王码’好，基本没有重字。”他手把手地教我，恨不得我一秒就能学会。近年来，九旬王蒙又在媒体上大谈AI创作的利与弊，洞察之微，体悟之精，俨然又傲立于科技潮头。尤其让我嫉妒的，是他横跨多种语言：汉语，花团锦簇；维吾尔语，堪比专家；英语，流畅表达；俄语，从容致辞；德语，应酬自如；波斯语，曾在伊朗即席发言；日语，我听过他十五分钟的访日演讲。王蒙说：“人活一辈子，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事。” 活到老学到老并不难，难的是始终保持如火如荼的求知欲。相比之下，我更羡慕他飙出那句充满幽默与自嘲的话语时，那副昂首挺胸、睥睨江湖的神气：“每天不放两个炮（吹牛），我怎么做王蒙！” 这不是胡吹，是他生命中最蓬勃的一抹翠绿。青——细节流露的青春风采晚年的王蒙仍坚持有规律地游泳。他一到泳池，就换衣下水，动作利落。游完目标距离，便上岸擦身，更衣离场，绝不把时间虚抛于无谓的寒暄。 2016年岁末，北京，年度“汉语盘点”揭晓仪式上，作家王蒙谈起网络新词，言语间有爱憎分明的坦率。他对“洪荒之力”颇为称道。又如“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他说这让他想起童年，想起儿孙绕膝的温情。也有些词令他反感，“小鲜肉”便是其一，还有“颜值”“影帝”“影后”等。他欣赏“电脑”“计程车”这类译法，妥帖自然。新词层出不穷本是好事，只愿人们用得妥帖，让语言在时光长河里更丰润些。年轻不在于容颜，而在于思维反应与灵魂的弹性。这当口，他不再是白发苍苍的文坛耆宿，而是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老少年”。蓝——海的深邃与天的缥碧王蒙钟情于蓝色。某位记者曾这样描述：王蒙书房有张斜面书桌，桌角放着一瓶英雄牌的蓝黑墨水，旁边是一沓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修改过的手稿。稿纸空白处，他用更鲜亮的蓝随手画下各种符号：波浪线表示思维畅达，文气贯通；小圆圈表示考虑不周，需再斟酌。两种蓝纵横交错，如他思维的轨迹——普鲁士蓝的浓厚冷峻与天蓝的清新悠然，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在王蒙的眼中，渤海湾的海水不是湛蓝，而是草绿。阴雨天，海的颜色更是灰蒙蒙一片，与天空相互“认同”，难解难分。这是一种安抚色，让他觉得温煦、亲切。这种认知彰显他晚年的生命态度：于细微的落差中发现玄机。看出“典型”之外的大美，才能看清世界的全貌。如果说天空是蔚蓝的，那必是有阳光穿透大气层——王蒙的天蓝梦也蓝，就在于他的瞳孔，始终蓄满明亮的阳光。紫——璀璨厚重的文学丰碑仍先说细节。王蒙的小说《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写女主人公丽珊的婚衣，曾伴她步入婚姻殿堂，也曾陪她见证岁月的风风雨雨。她视若瑰宝，即使在“破四旧”的荒唐年代，也将其深藏箱底，不舍不弃。那一袭“浓紫”，是她生命中最珍贵的寄托。王蒙的小说《这边风景》，写到一次民间宴请，特别提及女主人古海丽巴侬的穿着：“身上是一件粉色薄绸裙，上身是一件紫色毛衣，胸前织两朵小黄花。” 在新疆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上，这件紫色毛衣不仅是日常装饰，更是烘托人物性格、凸显民族风情的标识。如今，92岁的王蒙已步入生命中最雍容华贵的“紫”。这道强光，融赤的炽热、橙的温润、黄的丰硕、绿的生机、青的锐利、蓝的豁达于一虹，代表文学的一种巅峰境界，也象征生命的璀璨与圆满。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1600万字的《王蒙文集》，从少年才俊到文坛泰斗，他证明：生命如光谱，每一种色彩都有价值，每一段经历都不可或缺。行至暮年才明白：色彩越丰富，生命越亮堂；经历愈曲折，心性愈温婉。文坛没有常青树，只有常燃灯。南宋朱熹尝咏：“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而今王蒙笑言：“或许明天我将衰老，今天仍是青春万岁！” （作者：卞毓方，系散文家）

2026-6-5

光明贯山河

插图：郭红松一今年，是电光进入华夏的第147个年头。当现代文明的火种跨越山海、照亮华夏大地，电力便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镌刻百年沧桑、驱动时代前行的重要力量。它顺着历史的脉络奔腾不息，见证着一个民族从沉沦中奋起、超越、引领的壮阔征程。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电力的每一步迭代，都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心同向。一束星火，可成燎原之势；一缕电光，能铺万里通明。回首往昔，1879年5月28日，上海公共租界点亮中国境内第一盏电灯，这盏弧光灯划破了近代中国的沉沉长夜，也点燃了中国追赶现代文明的希望火种。仅仅3年之后，1882年7月26日，我国第一座电厂——上海电光公司所属乍浦路电灯厂开始发电。投运的12千瓦蒸汽发电机组，标志着中国电力工业化的起步，当天就为外滩60多盏电灯供电，让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用上电灯的城市。彼时，紫禁城内依旧烛光摇曳、油灯昏黄，慈禧太后在摇曳的光影里批阅奏章。封建王朝余晖沉沉。而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已然借着电光星火，冲破桎梏，点燃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熹微曙光。1888年12月，电力叩开封闭的宫禁之地，西苑仪鸾殿、瀛台等处率先通电，数十盏白炽灯次第亮起，明澈的光亮照彻朱墙宫苑，吸引了皇室众人好奇的目光。到1907年，紫禁城中也开始安装电灯，告别烛火时代。诚然，旧中国积贫积弱，工业凋敝，电力基础极度薄弱，发电设备依赖进口，电网支离破碎、标准不一，广大农村和偏远地区大面积无电可用。彼时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电力弱国，既无自主技术，又无完整产业，更无全国统一电网。电力，始终是制约国家发展的短板之一。二谁也不承想到，历经百年砥砺，这片土地完成了惊天逆袭，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体系最完备的世界电力强国。从引进设备到自主创新，从跟随模仿到标准输出，从国内组网到联通世界，中国走出了一条举世瞩目的大国电力崛起之路。 “电力”，这个带着现代文明气息的新兴词语，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熠熠发光，从最初皇室贵族的猎奇之物，逐渐成为改变社会结构、驱动经济发展、重塑时代格局的核心力量，深刻改写着中国的发展轨迹。电力最先点亮了城市工厂，机器轰鸣替代了手工劳作，催生了近代纺织、面粉、机械制造等产业，让中国工业摆脱了对人力、蒸汽动力的依赖，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而后，电灯照亮市井街巷，催生夜市、商铺、现代服务业，打破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作息，深刻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让现代文明的光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电力工人。他们踏着时代的脚步奔走四方，扛着工具、背着线缆，翻山越岭、穿越街巷，以脚步丈量山河，以汗水守护光明，做黑暗的驱散者、长夜的点灯人，成为百姓心底最温暖的依靠。凡电力工人踏足的地方，黑暗便悄然退去，温暖与光亮如期而至。百年流转，山河巨变，中国电力的发展史，是一部震撼世界的能源传奇。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电力装机容量仅185万千瓦，发电量仅43亿千瓦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大部分农村和偏远地区长期处于“无电状态”，工业生产靠蒸汽、靠人力，发展之路举步维艰。 70余年来，一代又一代电力人砥砺前行，接续奋斗。最初纤细的民用电线，日渐演进为直径数十厘米的高压、特高压线缆。低矮简易的木质电杆，也被高度超百米、能抵御强台风、强暴雪的巍峨钢塔所取代。输电线路从城市街巷走向千里旷野，电压等级从最初的10千伏以下低压，逐步升级至35千伏中压、110千伏高压，再到500千伏超高压，最终达到1000千伏特高压。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形成了“西电东送、北电南供、全国联网”的能源格局，让中国能源调配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33.49亿千瓦，年发电量超10万亿千瓦时，两项指标均居世界第一。全国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至55%左右，风电、光伏装机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实现了从“火力发电为主”到“清洁低碳主导”的历史性转型。电力的跨越式发展，直接撬动了国民经济的腾飞：改革开放后，珠三角依托稳定供电快速崛起，家电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蓬勃生长，诞生华为、美的、格力等世界级企业。现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5G等产业领跑全球，彰显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实力。长三角凭借充足电力保障，集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产业，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增长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依托川电外送通道，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电子配套产业强势崛起。一条条能源动脉，打通了区域发展的壁垒，让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东部的产业优势获得坚实能源支撑，东西联动、南北协同的全国经济格局就此成形。抽水蓄能、核电协同发力，成为电力系统的“稳定器”与“压舱石”，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保驾护航。在安徽，稳定充足的绿色电力，支撑起世界级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让“中国屏”“中国芯”走向世界。在浙江，智慧电网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电商直播、跨境电商、云计算产业蓬勃兴起，激活了数字经济新动能。电力，早已从基础能源，转变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三放眼华夏大地，银光熠熠的输电铁塔与纵横交错的电线，如巨龙般横亘平原沃野、攀越高山险隘，按照国家能源布局的宏大蓝图，在国土之上纵横延展、经纬交织，勾勒出中国能源发展的壮阔图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这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既让青海的光伏、风电资源实现价值变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为河南工业生产、民生保障提供绿色动能，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煤约3500万吨，助力华中地区“双碳”目标的实现。蒙西—天津南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将内蒙古草原的风光电直送京津冀核心区域，为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能源，支撑千年大计稳步推进。川藏电力联网工程位于地质构造复杂、地质灾害分布广的“三江”断裂带，建设者们攻克高寒缺氧、冻土施工等世界级难题，让川西、藏东南彻底告别缺电困境，让松茸、藏香猪、高原药材等特色产品加工产业落地生根。在电力的支持下，偏远地区第一次拥有了规模化工业基础，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你可见，千万台风力发电机矗立北疆戈壁、东部滩涂、深远海域，叶片迎风转动，将长风之力转化为源源电能。截至2025年11月底，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4亿千瓦。其中，风电装机规模达到10033万千瓦，在全国率先破亿。这也带动风机制造、运维服务等千亿级产业链落地，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你可见，上亿平方米光伏板铺满荒漠荒坡、屋顶屋面，形成“光伏+沙漠”“光伏+屋顶”“光伏+农业”的多元发展模式。青海塔拉滩光伏发电站占地面积达609平方公里，是目前全球一次性投入最大、单体容量最大、集中发电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群。电站群不仅实现了大规模发电，更涵养了水土、培育了牧草，带动生态畜牧、光伏旅游融合发展，实现了“发电与治沙”双赢。是啊，在广袤田野、幽深山谷，在巍峨昆仑、苍茫唐古拉，在雪域高原、戈壁绿洲，在繁华都市、偏远村寨，只要有人烟的地方，电无所不及。它如风无形，似光普照，无声渗透进中国人烟火日常的每一寸肌理，彻底重塑了社会生活图景，让幸福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曾经，乡村入夜便沉寂无声，煤油灯是唯一的光亮。如今，路灯明亮、家电齐全，直播带货、电商物流、冷链保鲜走进寻常农家，让乡村与城市接轨，让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曾经，边疆地区教育医疗匮乏，孩子们在昏暗的教室里读书，群众看病要翻山越岭。如今，通电的学校全面普及多媒体教学，乡镇医院实现远程会诊，让边疆群众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曾经，北方冬季靠烧煤取暖，烟熏火燎、污染严重。如今，清洁电采暖覆盖千家万户，雾霾减少、蓝天增多，人居环境持续改善，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地生根。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少数民族聚居区常年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左右。村落稀疏、路途艰险，但这里却从未被现代电力遗忘。青藏电力联网、青豫特高压落地后，西藏阿里、那曲等偏远地区实现稳定供电，牧民用上了电暖器、电冰箱、洗衣机，结束了“靠天取暖、靠柴做饭”的日子，牦牛奶、青稞酒等特色产品通过冷链物流外销，让各族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四川甘孜、阿坝，依靠稳定的电力保障，建起高原民宿集群、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乡村旅游成为群众致富的主业，让美景与特色文化走向全国。云南怒江大峡谷，电网升级后，草果、咖啡、中药材等加工车间遍地开花，千年贫困的“直过民族”，依靠电力赋能实现整族脱贫，过上了通电、通路、通网的幸福生活。电力不仅送来了光明与温暖，更送来了致富机遇与发展希望，让边疆地区与全国同步迈向现代化，共享发展成果。现在的乡村，农网改造升级持续推进。全国农村大电网覆盖范围内全部通动力电，彻底解决了农村无电、缺电的历史难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河南兰考，依靠充足稳定的电力，发展智慧大棚、食用菌种植等产业，从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民粮仓。稳定的电力，助力山东寿光成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冷链物流通达全国，让“寿光蔬菜”走向千家万户。广西百色，依托农网升级，大力发展芒果深加工、特色养殖产业，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电力，打通了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让农业现代化、农村宜居化、农民增收成为现实。四是啊，一代代电力人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以铁塔为骨、银线为脉，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把光明织进万里山河，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电力之光，始终照亮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壮阔征途。雄安新区的“双花瓣”智慧电网，以世界一流的供电可靠性，承载非首都功能疏解，吸引央企总部、科研院所、高新产业落地，为新区建设发展筑牢能源根基。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电网，支撑世界级科创走廊建设，助力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航天发射基地的稳定供电，保障中国空间站、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重大航天任务。北京冬奥期间，全部场馆实现了100%绿电供应，彰显中国践行“双碳”承诺、推动绿色发展的大国担当。不只国内山河通明，中国电力更以硬核技术走向世界，特高压技术、智能电网、清洁能源方案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闪亮名片。远在南美洲的巴西，美丽山±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成为整个美洲电压等级最高、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级骨干输电项目，被誉为“巴西电力高速公路”。该工程将北部水电跨越2000余公里送往里约、圣保罗等人口密集区，破解巴西能源供需失衡难题。在巴基斯坦，默拉直流输电工程的落地运行，为巴基斯坦建设了一条南北向的能源输送大动脉，撑起中巴经济走廊电力保障。在东南亚，老挝南欧江流域梯级水电站、印度尼西亚爪哇7号火电项目，均由中国电力团队规划建设。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配套电网、肯尼亚光伏发电站落地建成，中国电力方案助力非洲摆脱缺电困境。从亚洲、非洲到美洲，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中国建设者，跨越山海，将光明与能源智慧带到世界各地。可以说，中国电力的百年征程，就是一部攻坚克难、奋勇争先、赋能发展的奋斗史。电，多么热忱滚烫的字眼。它无形无质，却在千万条导线中奔腾跳跃、欢歌不息。它有着纯粹澄澈的内核，有着坚韧不息的精神，默默点亮万家灯火，托举着一个民族向着复兴之路坚定前行。（作者：王剑冰，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2026-6-5

峡谷上的桥

在黔西南，我劈面遇上一个问题——何谓峡谷？是呀，置身峡谷之中，是无法绕过这个问题的。对地球而言，峡谷是地球表面的裂缝。从地理学角度来说，峡谷大致是地壳运动、水的切割、时间的磨蚀等合谋的产物。通常认为，峡谷是指深度大于宽度，且有流水深切形成的地质景观，其两侧崖壁剖面呈对峙状态。世界上最著名的峡谷，可能要数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了。在中国，我能叫上名字的峡谷有雅鲁藏布大峡谷、黔江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还有就是这里。我要讲述的花江大峡谷，是峡谷中的峡谷，它是北盘江流经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和贞丰县之间峡谷区域那一段，长80公里，是中国最长的喀斯特峡谷。在峡谷里，你看到的全是山——山叠着山，山靠着山，山把外界挡在了山外。而峡谷的细部，洞窍密布，苔藓腾窜，水把水咬得直叫，风把风撕得生疼。一小花江村，是坐落于大峡谷里的一个布依族村寨，北盘江从寨子旁边流过，北盘江对岸就是关岭了。小花江村有农户102户，村民400多人，村民全是布依族。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区，岩溶面积占九成以上，峡谷内可供垦殖的空间有限，可谓“地窄田寡”——全村仅有300亩耕地，其中良田仅占一半，人均不足五分地。因为土地贫瘠，当地村民主要种植耐旱、耐瘠薄的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还有圆白菜、生菜、芹菜、豆角、南瓜、冬瓜等蔬菜。此外，农户家里还养些鸡、鸭、鹅、猪、牛、黑山羊等。某日，我来到小花江村，看到农户的吊脚楼旁有甘蔗丛、野芭蕉、芭茅草、三角梅，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昂然生长。三五头黑猪埋头在一个水塘边上的泥地里，拱来拱去，将拱出来的蚯蚓和泥虫吃到嘴里，嘎巴嘎巴嘎巴，嚼得脆响。其中，一头花腰黑猪，抬头看看我，将蜷曲的尾巴甩了甩，然后继续埋头在泥地里拱食，一点也不在乎我这张陌生面孔的到来。偶尔，暗处也有狗窜出来，夹着尾巴，胡乱叫上几声，很快消失不见了。历史上，这个藏在大峡谷里的村寨与世隔绝，村寨里的人要想走出峡谷，同外界联系就得“登天”——因为这里根本没有通往外界的路——村寨的祖先怎么会选择在这里生存呢？我怎么也想不通。直到明清时期，运载普洱茶马帮的马蹄声，在峡谷上端的崖壁间回荡，才让小花江村人感知到了外面世界的奇妙和广大。于是，一位怀揣梦想、名叫蒋宗汉的人，在盐商的资助下，开始修建一座铁索桥。这一修就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也就是美国自然学家、作家缪尔的名著《我们的国家公园》出版的那一年，铁索桥建成启用。铁索桥总长71米，由14根粗如壮汉胳膊的铁链组成。可以肯定地说，小花江村寨跟外界发生联系的历史，就是从铁索桥建成的那一天开始的。铁索桥的一端是小花江村，另一端连通了茶马古道。这座桥，让寨子通向了山外广大的世界——花江渡口、牛场、巴铃、兴仁、马岭、兴义、乌沙，过黄泥河进入云南。铁索桥连通的另一条茶马古道，往贵阳、经安顺，通往广东和广西，直至海外。铁索桥之下的北盘江河道奇险，河水湍急。清朝官员龚象瀛曾感叹道：“断岸嵯峨惊鬼劈，鱼凫蚕丛天欲摩。澎湃喧嚣响若雷，春潮横流浪接天。”峡谷两侧的崖壁上，留有许多被岁月和风雨剥蚀得已经模糊不清的摩崖石刻。崖壁上“飞虹锁天”“功成不朽”“万缘桥”“屹然大观”等字迹隐隐约约，依稀可辨。小花江村里生长着一株树龄约1200年的古榕树，形态奇崛，主干雄壮，气根悬垂，蓊蓊郁郁，聚气巢云。古榕是小花江村的标志物，它见证了北盘江的脾气与性格，见证了铁索桥的坚韧与疲惫，也见证了小花江村的发展与繁荣。布依族村民将其视为“神树”，旧时，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和六月初六，布依族村民都在古榕树下举行祭拜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布依族人与水有着天然的联系。布依族人懂水识水爱水，也善于利用水。北盘江江边和田头那些吱吱嘎嘎作响、转动不歇的水车，最初就是由布依族人发明创造的。二小花江村村民万万不会想到，某一天，在村寨的头顶，在距铁索桥12公里的地方——在只有鸟的翅膀才能到达的天上，居然横空出现了一座桥——悬浮于天上的桥。 2025年9月28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这是一座怎样的桥呢？站在高处从桥头一端向另一端桥头眺望，用小花江村村民的话说，就像大鹅奔跑时展开的翅膀。于是，花江峡谷大桥，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鹅翅膀”。花江峡谷大桥总长2890米，主桥跨径1420米，主桥跨径亦谓之横长；桥面与水面垂直距离625米，足足有200层楼那么高，此谓之竖高。可不得了呀——主桥跨径居世界第一，桥高居世界第一，这是妥妥的“横竖”都是世界第一呀！峡谷本身，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花江大峡谷是北盘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维系着喀斯特地貌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为贵州喀斯特地貌“天然博物馆”，这片峡谷具有极高的地质研究价值。峡谷内的水文与植被系统，对区域水土保持、气候调节有重要作用。花江峡谷大桥的设计师名叫叶洪平，当时还不到40岁。他之前曾参与设计过多项国家重大桥梁工程项目，颇有设计经验和创新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峡谷原貌的破坏，保持峡谷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叶洪平构思设计方案时重点考虑的。由于大桥是悬索桥，抗风避风是在设计时需要解决的难题。大桥桥塔以受力合理的“门”型结构为基础，将峡谷岩石层地貌融入设计，以竖向线条构筑刚直层叠的构造，呈现出简约而现代的美学风格。设计之前，叶洪平带领自己的团队进入峡谷踏查勘探，为了搞清楚峡谷内外分布的珍稀野生动物资源和矿物情况，他们野外作业的时间长达数月。攀岩壁，测风力，访村民，找线索。他们还动用卫星和现代物探技术，以及无人机和遥感手段，反反复复进行全覆盖“扫描”，不留一处盲点。踏查勘探时，他们意外发现了小花江村附近一处崖壁下分布着珍稀植物——桫椤群落。叶洪平立时眉头紧锁。他知道，桫椤是地球上目前仅存的木本蕨类植物，极其珍贵，堪称活化石。在地球上恐龙尚存的远古时期，桫椤是恐龙的食物。桫椤的存在，对研究植物基因和遗传及与恐龙兴衰的关系有着重要价值。桫椤树冠犹如巨伞，虽历经沧桑却万劫余生。有民间药典记载，桫椤的茎叶可用于治疗胸部外伤、咯血、风湿、陈年腰痛、风火牙痛、肺热咳嗽等疾病。桫椤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也就是说，它的生存处于濒危状态。叶洪平寝食难安，通过反复计算和论证，他假设了各种可能，大桥该怎样避开桫椤群落呢？他召集团队开会研究，最后另行选择设计路线，并报上级决策部门批准，将建桥规划的选址路线生生向北偏移了300米。这样，就可以确保大桥通车后，桫椤群落的生长状况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受影响。除此，叶洪平和他的团队还把古栈道、古渡口、摩崖石刻等重点文物及水源涵养地分布位置等在设计图上一一标注。在排除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后，团队硬是画出几千张图纸，也实现了自己的创意和构想——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花江峡谷大桥。三瞧瞧吧，大桥桥体采用的是“天青色”主色调，这一灵感来自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与喀斯特峰丛协调统一的色调，避免了大桥对花江峡谷自然景观的视觉破坏。当地朋友告诉我，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尽可能循环利用——路基开挖石料加工成砂石料，避免开采河床砂石；把石粉磨细替代部分水泥，减少废渣与碳排放。施工人员还对表土与边坡进行生态修复，让互通区复绿。此外，他们还播撒本地草籽，防止水土流失，维护峡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大桥运营期推行“一水多用”，并采用景观互补照明模式，持续降低对花江峡谷生态的影响，实现绿色低碳运营。倏忽间，我想起了一位蓝眼睛、高鼻梁、头发蜷曲并略有些蓬乱的画家。他是一位美国画家，名叫托马斯·莫兰。19世纪70年代，莫兰参加了一支美国联邦政府的地质探险队，对美国西部的黄石山区进行地质探险考察。而在探险考察的间隙，莫兰也进行创作写生。这次地质探险整整进行了10个月。收获满满的地质探险队归来，由队长向国会汇报探险考察成果。提交的汇报材料居然长达500余页，当队长海登一页一页读着汇报材料时，议员们听得昏昏欲睡。最后，当海登呈上了莫兰所作的巨幅油画——《黄石大峡谷》时，议员们眼前一亮，无不被这幅画所震撼！莫兰用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描绘了峡谷的险峻和自然的壮丽，让每一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感受到了峡谷的神秘及其充盈的野性和能量。很快，美国国会通过了“黄石公园法案”。次年，也就是1872年，美国总统格兰特签署法令，正式设立黄石国家公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自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运动深刻影响了世界，现在全球有超过6000个国家公园。莫兰的那幅油画《黄石大峡谷》至今悬挂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大厅里。2003年，我到美国考察，在国会大厦大厅里见到那幅油画时，不禁感慨万千。我不知道，到底是黄石大峡谷本身的神奇，还是那幅油画的视觉力量感染了那些议员。一幅油画，可以改变一座峡谷的历史。一幅设计图，可以创造一座峡谷的未来。小花江村人珍惜眼前的一切。小花江村人紧紧抓住大桥通车带来的发展机遇，开餐馆搞民宿，文旅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游客来了，外地客商来了，村寨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光是2025年国庆假期，花江峡谷大桥周边游客量就达2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亿元。是的，小花江村及小花江村人的美好生活正从峡谷里起步，沿着花江峡谷大桥的桥面，向着远方，向着未来不断延伸。（作者：李青松，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2026-6-5

忆林徽因

萧乾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撷英】一九三三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到文科楼外的阅报栏去看报。那时，我住在临湖的六楼，是个刚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三年级生。报栏设在楼前，有两架：一边张贴着北平的《华北日报》和《晨报》，另一边是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忽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版尽底下一栏，看到《蚕》和我的名字。那是前不久我寄给沈从文先生请他指教的，当时是准备经他指点以后再说的——倘若可以刊用，也得重抄一遍。如今，就这么登了出来，我自是喜出望外。然而还有更令我兴奋的事等在后面呢！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这信连同所有我心爱的一切，一直保存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在去之前，原听说这位小姐的肺病已经相当重了，而那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那么可怕。我以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见我们呢！可那天她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没提到一个“病”字。她比一个健康人精力还旺盛，还健谈。那以后，我们还常在朱光潜先生家举行的“读诗会”上见面。我也跟着大家称她做“小姐”了，但她可不是那种只会抿嘴嫣然一笑的娇小姐，而是位学识渊博、思想敏捷，并且语言锋利的评论家。她十分关心创作。当时南北方也颇有些文艺刊物，她看得很多，而又仔细，并且对文章常有犀利和独到的见解。对于好恶，她从不模棱两可。同时，在批了什么一顿之后，往往又会指出某一点可取之处。一次我记得她当面对梁宗岱的一首诗数落了一通，梁诗人并不是那么容易服气的。于是，在“读诗会”的一角，他们抬起杠来。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个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三六年我调到上海，同时编沪津两地的《文艺副刊》。那是我一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最紧张、最兴奋，也是最热闹的一年。那时，我三天两头地利用《答辞》栏同副刊的作者和读者交谈。为了使版面活跃，还不断开辟各种“专栏”。我干得尤其起劲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去推广书评。什么好作品一问世，无论是《日出》还是《宝马》，我都先在刊物上组织笔谈，然后再请作者写创作那部作品的经验……我搞的那些尝试，徽因都热烈支持，并且积极参加。那一年，我借《大公报》创刊十周年纪念的机会，除了举办文艺奖金，还想从《文艺副刊》已刊的作品中，编一本《大公报小说选》。谁来编？只有徽因最适当，因为从副刊创办那天起，她就每一期都逐篇看，看得认真仔细。我写信去邀请，她马上慨然答应了，并且很快就把选目寄到上海…… 她还为这本选集写了一篇“题记”，其中她指责有些作家“撇开自己熟识的生活不写……因而显露出创造力的缺乏，或艺术性的不真纯”。她号召作家们应“更有个性，更真诚地来刻画这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人生，不拘泥于任何一个角度”。她还强调作品最主要的是诚实，她认为诚实比题材新鲜、结构完整和文字的流丽更为重要。节选自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1984年7月3日）

2026-6-5

一封信里的时间密码

林徽因致沈从文信中国现代文学馆藏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资料图片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着一封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书信。书信由巴金先生捐赠，信纸早已泛黄，墨迹却依旧清晰。信的末尾只署了“徽音拜上”，没有年月日。林徽因本名“林徽音”，1934年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作家“林微音”名字相混，才改用“林徽因”行世。多年来，这封信的确切写作时间，一直没有定论。这封信不长，却藏着足够多的线索。信的开头劈面就是一句：“初二回来便忙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讴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接着，林徽因话锋一转，提到一位年轻作者：“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末了又捎上一句家常：“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 信中的“萧先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萧乾。那年萧乾刚满23岁，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短篇小说《蚕》刚刚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然而对这封信的确切日期，历来有多种说法。2024年出版的《沈从文年谱长编》记：“11月下旬，林徽因致信沈从文，邀请萧乾到家里一晤。”梁从诫编《林徽因集》将其编入“1933年11月中旬致沈从文”。萧乾晚年在《吾师沈从文》中称：“那是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沐定胜在《从“太太的客厅”走进〈梦之谷〉》一文中，认为萧乾在11月4日下午进入“太太的客厅”。一封信，多个日期，前后相差约20天。究竟哪个才是真相？一解开这封信的日期之谜，第一把钥匙就在“初二”二字上。 1933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公历11月18日。北方旧俗，此日为“寒衣节”，谚云“十月一，送寒衣”，人们在这天祭扫烧献，为逝去的亲人送上过冬的寒衣。第二天，农历十月初二，是公历11月19日——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的忌日。《沈从文年谱长编》1933年11月19日条下记载：出席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胡适、金岳霖、杨振声、陈雪屏、梁思成、林徽因、盛成、袁同礼等人。这两个日子紧紧相邻——18日送寒衣，19日悼志摩。再加上农历十月初二恰好是林徽因信中的那个“初二”，将一封信与一个英年早逝的诗人联系起来，似乎有着天然的合理性。笔者最初也曾顺着这一思路推测：11月18日送寒衣的悲绪尚未散去，19日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同参加了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第二天便给沈从文写信，倾诉“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多么凄美的叙事。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推论，却有着无法绕过的障碍：梁思成已经返回北平，而非“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萧乾反复强调见面是在“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若依19日（周日）写信之说，则见面最早只能在11月25日（周六）。而且，若梁思成11月19日才返平，也与营造学社正定考察的行程冲突。不如回到林徽因的行踪上去寻找答案。1933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助手莫宗江正在河北正定进行第二次古建筑调查。梁思成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自述此行“留定旬日”——大约10天。营造学社成员罗哲文留下的回忆文字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11月2日，正定考察结束，林徽因独自返回北平，梁思成与莫宗江则转赴赵县调查赵州桥。 11月2日，林徽因从正定风尘仆仆地回到北总布胡同3号，面对的是积压了旬日的营造学社图纸、待复的书信，以及一个没有女主人的家，“忙乱成一堆”——哪有什么诗意，不过是任何一个出差归来的妻子都会有的感触。二林徽因与沈从文的交谊毋庸赘言，而沈从文与萧乾的相识，则须从沈从文的住处说起。沈从文与萧乾早在1931年便已结识。那时萧乾还在辅仁大学读书，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到杨宅采访了正在北平的沈从文。1933年8月，萧乾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沈从文得知消息后，于8月9日给萧乾写了一封信：秉乾弟：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住处。很念你。字里行间，满是兄长对弟弟的惦念。此时沈从文正借住在西斜街杨振声家，尚未搬入达子营——那是他与张兆和9月9日结婚以后的事。 10月22日，沈从文再次致信萧乾，告知《蚕》等3篇文章已收到，请他放心。然后是沈从文11月3日致信萧乾：“礼拜天若无事不妨邀高小姐到我家吃午饭，也不特别约你们，不预备菜，假若恰好进城，碰到要吃饭时就来吃，便妙极了。” 萧乾赴约的时间，当在11月5日——那周的星期天。这次见面，或许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更加赏识，或许是应萧乾当面提出的请求，沈从文决意引荐萧乾给林徽因。接下来的问题是：沈从文向林徽因推荐萧乾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最可能的时点，11月6日（星期一）或11月5日当晚，沈从文提笔给林徽因写信，推荐萧乾，并提议带他登门拜访（“太太的客厅”的聚谈一般安排在周六下午）。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萧乾当天并未见到沈从文（《沈从文年谱长编》未载11月5日萧乾到访），但沈从文在此日前后收到萧乾回复，决意引荐。无论哪一种情况，11月6日前后沈从文致信林徽因推荐萧乾，都不会有太大出入。在1933年的北平城内，一封信当天可送达。11月6日或最迟7日，林徽因便收到了沈从文的信。三林徽因收到沈从文来信后，当即写回信。她的回信时间，可以大致推定在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理由如下：信中，林徽因对沈从文提议的“礼拜五下午”给出了确认，随即追加了一个选项：“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两句话都是对未来见面时间的从容安排。由此可知，林徽因写信时，离她所说的“礼拜五”（11月10日）还有余裕。从另一个方向推算，林徽因最早可能在哪一天写信？沈从文的来信最早于11月6日送抵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很可能当天便拆阅并立即复信，因此11月6日是有可能的。但考虑到回信措辞的从容与周到，11月7日（星期二）最符合整封信的语气节奏。11月8日（星期三）作为最晚时限，仍可为沈从文留出充裕时间通知萧乾。在这个弹性空间内，我认为11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这一时间框架，恰处于11月2日至19日之间的中间地带。笔者在放弃19日之说后，也曾尝试将见面推至11月4日——若林徽因2日返平、3日便写回信，约在4日（当月第一个星期六）见面，似乎合乎“月初”的说法。但这一设想，很快便被沈从文11月3日致萧乾信的发现所动摇。 1933年11月共有4个星期六：4日、11日、18日和25日。4日在时间上无法成立（沈从文11月5日才见到萧乾）；18日，《秋天，这秋天》已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而林徽因在信中说这首诗“日后呈正”，此时诗尚处于未完成、未发表的状态。25日之不成立前文已述及。逐一排除之后，剩下的只有11月11日。现在，我们重读林徽因原信中的三重时间标记，看这一时间框架是否能将一切说通。第一重：梁思成归期。“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梁思成此时正在河北赵县测绘赵州桥——赵县距平汉铁路不远，从那里乘骡车到火车站，再沿铁路北上。第二重：“你说的是否礼拜五？”或许是对沈从文来信中提及的日期有疑问——比如沈从文原意是周六下午，而写了10日（周五）这个时间——林徽因在回信中确认“是否礼拜五”，并追加了“星六早上”。第三重：“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诗是《秋天，这秋天》，发表于11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此诗与徐志摩的关联，学界早有明确共识——诗中“秋天”的拟人化处理，“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等句对徐志摩生前理想幻灭的沉痛回应，以及全诗末尾“这秋，这夜，这惨的变换”的悼亡语境，被公认是林徽因为纪念徐志摩逝世两周年而作。梁从诫编《林徽因集》收录此诗时亦确认了这层创作本意。如果信是11月6日至8日之间写的，那么“昨天哭出”便是11月5日至7日之间的某一天——离徐志摩两周年忌日不到两周。此时林徽因含泪写下初稿，尚未定稿，故说“日后呈正”——等她改好之后再请沈从文看。从初稿到11月18日发表，中间有十来天的修改和投稿周期，对当时的报纸副刊来说，这个时间从容而合理。三重时间密码，都指向同一个日期框架：信写于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可能性最大），见面在11月11日（周六）。四林徽因在信中给出了两个选项——“礼拜五下午”或“星六早上”。沈从文收到回信后，考虑到萧乾从西郊进城需要大约两小时，择定星期六登门。但萧乾的回忆却说是“星期六的下午”。林徽因信中的“早上”和萧乾记忆中的“下午”，究竟哪个对？我认为，答案藏在燕园到东城的距离里。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题目为《忆才女林徽因》）中详细记述了那天的路程：“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 “斜穿过大钟寺”——这条路线，只有亲自从燕园骑车进过城的人才说得出来。出燕园、过海淀镇、穿大钟寺、沿高梁河斜插入西直门，再朝东南方向骑行抵达西城达子营沈从文家。当萧乾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沈家门前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个小时。沈从文再带着萧乾一起出门，在当天下午跨进了北总布胡同3号那扇著名的院门。林徽因信中“星期六早上”的提议，原是为了提供更大的灵活度；而沈从文在实际安排时，考虑到学生骑车的现实，最终选定了下午。两条线索之间并没有冲突，只是提议与实施之间的自然调整。五萧乾进得门去，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想象判然有别。他之前已听说林徽因的肺病相当重，以为她一定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待客。然而那天林徽因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她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然后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这段话里藏着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梁思成在座。但按照林徽因信中所说，“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梁思成当天傍晚（事实也可能是当天早些时候）才从赵县回家。合理的解释是，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时，萧乾将当天进门时已在座的金岳霖等人与傍晚时分推门回家的梁思成本人混淆在了一起。正因为那天梁思成果然回到了家，萧乾确实见到了他，所以梁思成“在座”才成为回忆中抹不去的一个印象。傍晚时分，梁思成刚结束了对赵州桥近10天的详细测绘，沿平汉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门。萧乾晚年反复忆及这次见面，语气里充满感恩。从那以后，萧乾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在林徽因和沈从文的引导下进入京派作家圈，1935年毕业后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徐志摩逝世后，林徽因的创作几乎停顿，直到1933年才打破了沉默。廖钟庆在考论中指出：“这样一直持续到1933年年初，她才陆续写出《中夜钟声》（3月份）、《微光》（9月份）和在11月中旬写出哀悼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的《秋天，这秋天》。……《秋天，这秋天》写出来之后，她的诗歌基调已然确立，同时她也重新找回那失去了的创作原动力。这原动力便是建立在对徐志摩的种种回忆上。”在那样一个阴郁的季节里，林徽因一面含泪写诗，一面仍主持着“太太的客厅”，将一位刚起步的文学青年热情地迎进北平的文艺圈——这两副面孔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林徽因。六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沈从文年谱长编》此处的记载做一考辨。查阅该年谱1933年11月部分，有3个信息值得关注。其一，11月11日条下记有：“下午，李健吾及新婚的妻子、姚蓬子、张宗和来访。”其二，11月19日条下记有：“出席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到会者包括胡适、金岳霖、杨振声、陈雪屏、梁思成、林徽因、盛成、袁同礼等人。”其三，11月下旬条下记有：“林徽因致信沈从文，邀请萧乾到家里一晤。” 11月19日的纪念会记载，恰好印证了笔者最初的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确实一同出席了这场纪念活动。但此次活动并不能作为返平日期的证据——在此之前，林徽因已从正定返回北平多日了。纪念会不过是她在11月参加的一场例行活动，而非触发她写信给沈从文的那件事。再看11月11日条下的来访记载。沈从文与李健吾的交谊可以为此提供旁证。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文艺界友人常到达子营沈家聚会，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来沈家聊天。李健吾与尤淑芬于1933年10月31日结婚。年谱于11月11日条下记李健吾携新婚妻子到访，系根据《张宗和日记》所载，“午后到公寓找四姐，三姐、沈先生都在，他们准备外出。”“再到三姐家，说我明天一定要到天津去。他家的客很多，有姚蓬子、李健吾和他新婚的太太。” 那么，11日下午的友人来访，是否会影响沈从文带萧乾去见林徽因的时间安排？应当不会。当天下午，李健吾等人到达子营沈家聚会。彼时巴金正借住在沈家书房里——9月沈从文结婚后，巴金从上海来北平，便在达子营沈家住下，一住就是“两三个月”，白天写文章看书，晚上与沈从文谈文学、谈创作，沈从文虽为编务和写作忙碌不堪，总抽空陪他。根据张宗和日记，“准备外出”的沈从文下午不在家，是可能的。而“三姐”要在家接待客人，没有“外出”。所以推测起来，很可能是沈从文仍按原定计划与萧乾同往北总布胡同。顺便提及，这封信由巴金先生捐赠，而非出自林徽因或沈从文的家藏。个中因缘，或可追溯至1933年11月巴金在达子营沈家做“食客”的这段岁月。沈从文此时正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书桌上堆满了各方友人和作者来信。当林徽因的信送达之际，巴金正住在沈家书房里——这封信或许就是此时获得，在此后数十年战乱与迁播中静静留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前后，巴金将现代文学资料分12批捐赠，这封信才连同他的其他珍藏，安放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至于《沈从文年谱长编》将林徽因约见萧乾一事系于“11月下旬”，与萧乾本人反复强调的“11月初”相距甚远。从情理推之，年谱编者当是根据林徽因信中“初二”所作的推断，笔者在考证之初也曾落入同样的思维轨道。笔者对《沈从文年谱长编》记载的考辨，旨在以史料互证的方式推进相关研究，非敢苛责前贤。梁从诫编《林徽因集》将此信编入“1933年11月中旬致沈从文”，本文的结论可视为对这一时间的精确化：不是笼统的“中旬”，而是具体可考的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11月7日写信、11日拜访，在“月初”与“中旬”的边界地带，既有别于萧乾记忆中那个“月初”的周六，又比年谱的“下旬”之说大大提前。3种旧有定位的分歧，在新结论中得到了统一。七现在可以将1933年11月的事件链，按日期精确地还原出来了： 11月1日，星期三，萧乾《蚕》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11月2日，星期四，林徽因从正定返平；梁思成与莫宗江赴赵县。11月3日，星期五，沈从文致信萧乾，约周末来家——这是整条证据链最坚硬的时间锚点。11月5日，星期日，萧乾赴达子营沈家（或在此前后与沈从文通信），沈从文决意引荐。11月6日，沈从文致信林徽因，推荐萧乾，提议周五（10日）或周六（11日）登门——可能本意是周六，但时间表述为10日。11月6日至8日之间，林徽因写回信确认是否为“礼拜五下午”，追加“星六早上”；告知“昨天哭出”的诗作初稿“日后呈正”；告知梁思成“星六晚上可以到家”。11月8日至10日，沈从文与萧乾约定周六下午同去。11月11日，星期六，下午李健吾及新婚妻子、姚蓬子、张宗和到访子营沈家，巴金此时亦借住沈家；萧乾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沈从文带他跨进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傍晚（或当天稍早时候），梁思成自平汉线到家。11月18日，星期六，《秋天，这秋天》正式发表。11月19日，星期日，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沈从文和林徽因都出席。一封信的日期之谜，至此可以定谳。《沈从文年谱长编》所记“11月下旬”，可据此修正为11月6日至8日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到林徽因家可从“11月25日”改为“11月11日”；梁从诫编《林徽因集》的笼统“中旬”说，亦可据此精确化。真正的密码，从一开始就被那位写信人亲手埋在了字里行间。所谓“初二”，是她熟悉的农历记日习惯之下公历11月2日的同义表达；所谓“星六”，是唯一成立的焦点——11月11日；所谓“日后呈正”，是一个诗人对未完成作品的郑重承诺。而当这封信中“消化不了”的那个11月终于到来——18日送寒衣，19日悼志摩——她在那首诗中写下的“这秋，这夜，这惨的变换”，与十多天前信纸上落下的“只想哭”，原是同一件事的两种笔调。当我做完如上梳理后重读这封信，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升起来。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11月。但在这个艰难的11月里，也发生了那样好的一件事——一位年轻的作者带着羞怯和激动跨进了“太太的客厅”，他后来回忆起那一天，说它像在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一个人含着眼泪写诗，另一个人蹬上脚踏车穿过金黄色的北平秋天去赴一个一生难忘的约——这两种姿态，都是文学中最动人的东西。（作者：王军，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2026-6-5

全球供需共振中国电动汽车走向世界推动共赢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凭借完整产业链优势与快速交付能力，中国新能源车正成为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力量。多家外媒指出，中国电动汽车正以成本、技术和智能化优势改写全球汽车市场格局。油价飙升迅速传导至终端消费市场，消费者加速“弃油转电”。标普全球交通出行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3月至4月，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电动汽车单月销量创历史新高，91%的国家和地区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澳纯电动汽车占全国新车销量的20%，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所有新能源汽车占新车销量的46%。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国际油价上涨以及能源安全备受关注，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增强，正逐渐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旺盛的海外需求，中国新能源车正以先进技术和智能化等竞争优势加速拓展全球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汽车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比增长超过70%。其中，新能源汽车表现最为亮眼，当月出口43万辆，环比增长16%，同比增长约110%。据彭博社报道，巴西4月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同比增长超过200%，成为当月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最大单一目的地。按地区分，亚洲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同比增长20%，成为最大进口市场；欧洲同比增长36%，位列第二。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欧洲和中国以外市场销售的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55%进口自中国。在高度依赖中东原油进口的东南亚市场，中国品牌电动汽车凭借不断提升的产品竞争力，影响力持续扩大。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深耕和不断突破。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在2026年北京车展期间参观了北京和合肥的汽车工厂车间，发现自动化水平和软件开发速度惊人，认为中国品牌不仅在电动汽车领域领先，在电池、设计和软件领域同样领先。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文章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正迅速转型为全球科技强企，其生产的电动汽车在软件集成、电池技术、充电速度和车载人工智能方面已胜过西方竞争对手。彭博社日前报道，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相当一部分美国消费者对中国汽车品牌表现出浓厚兴趣。美国考克斯汽车咨询公司一项调查显示，近40%的美国司机表示“极有可能”或者“很有可能”考虑选购中国品牌汽车。在Z世代消费者中，这一比例上升至69%。在欧洲，越来越多中国车企登陆当地，中国电动汽车在某些方面拥有比昂贵的欧洲同类车型更先进的技术，且价格更为亲民，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在整车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中外合作模式正经历深层变革。几十年来，外国汽车制造商提供技术和品牌，中国提供工厂和市场，如今这种合作模式正被改写。 BBC网站报道，跨国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集团近日与中国东风汽车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在中国生产标致和吉普车型，供应全球市场。斯泰兰蒂斯还将把东风旗下电动汽车品牌岚图引入欧洲，并计划在法国一家工厂生产中国电动汽车。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欧安诺集团合资建设的工厂已在法正式动工。法国经济部长罗兰·莱斯屈尔日前在奠基仪式上称赞该工厂是“电池技术研发创新的关键一环”，这家合资企业“将表明法国和欧洲与中国可以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携手合作”。国际能源格局之变，进一步助推全球汽车电动化趋势。中国新能源汽车乘势而上，以开放合作赋能全球产业发展。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协同、从市场共赢到产业共生，中国汽车正以开放合作之姿，与世界各国共享绿色出行发展红利。（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刘轶芳）

2026-6-5

走进文明古都深化交流互鉴

6月2日，与会嘉宾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体验数字画屏。新华社发 6月2日，与会嘉宾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观看机器人表演。新华社发【世界市长对话·北京】 6月2日至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世界旅游联合会主办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在北京市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突尼斯、塞内加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赓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中非人文交流与城市合作的发展之路。此次活动正值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举办。各国市长先后走访了北京坊、秀水街、大栅栏等知名文商旅地标景点，饶有兴趣地观察北京的城市建设、文化活动、市民生活。中非城市合作大有可为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多位与会非洲城市代表表示，期待与中国加强文旅等领域合作。 “中非虽相隔万里，但深厚的历史渊源与互助情谊始终联结着双方人民，积淀起相互尊重、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优良传统。”塞内加尔济金绍尔市副市长哈吉?萨尔?费耶认为，历经多年发展，中非合作范畴由传统援助、基建项目延伸至科教研发与人文交往领域。依托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内高校非洲语种专业建设，双方语言互通、学术互动日益密切。下一步，中非将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惠及民生福祉，稳步推进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突尼斯托泽尔市政府秘书长拉希德?纳赛尔表示，托泽尔市十分看重对华合作，将中国视作重要的合作伙伴，一方面持续优化旅游配套资源，多措并举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访；另一方面针对本地荒漠化治理等现实发展难题，期待能同北京等中国城市开展更多合作，夯实友好根基，共促两国文旅、生态领域协同发展。作为拥有千年历史的摩洛哥皇城，马拉喀什兼具非洲底蕴与欧洲建筑风格，城市安全有序、基础设施完善，年接待游客量达2000万人次。摩洛哥马拉喀什市市长代表哈立德?法塔维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发表主旨演讲。他谈到，马拉喀什始终坚定支持中非合作，高度认可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对非无私援助，希望能进一步加强文旅、经贸、教育、历史遗产保护等领域务实合作，续写中非友好新篇章。青年对话是增进相互理解与文明互鉴的钥匙。此次活动专门设置了“青年声音与城市未来”圆桌会议，哈吉?萨尔?费耶与喀麦隆加鲁阿市市长古拉?贝拉吉等嘉宾和中方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中非青年交流交往、未来就业、鲁班工坊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鼓励双方青年互学互鉴、交心交友、赓续友谊。作为此次系列活动的承办地，北京市海淀区集聚了“三山五园”世界级园林群落与清华、北大等37所顶尖高校。活动期间，海淀区有关领导围绕“文脉铸魂科创赋能携手开创中非城市合作新局面”发表主旨发言，表示将以此为新起点，与非洲各友好城市深耕文化交流、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活动共建。他诚挚邀请各国嘉宾常来海淀，共享创新机遇、共拓发展版图，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数智引领未来旅游看机器人跳舞、牵电子狗遛弯、戴上VR眼镜体验虚拟世界……6月1日，外国市长们走进位于前门北京坊的数字综合体“瑞境空间”，实地感受中国数字科技的独特魅力。 6月2日，与会外国嘉宾步入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参加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的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本届峰会以“数智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吸引来自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的73座城市代表参会，包括23位境外城市市长级嘉宾。与会嘉宾共话数智时代全球文旅行业变革趋势与发展应对之策。峰会期间，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会员之家”揭牌。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秘书长郭怀刚表示，“会员之家”是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度落地的实体化会员服务平台，也是联合会深耕会员服务、凝聚行业力量的重要举措，更为全球会员单位打造出一座“永不落幕的国际交往会客厅”。揭牌仪式现场，与会外国嘉宾纷纷表达深化对华合作的美好愿景。西班牙塞维利亚市副市长安吉拉?莫雷诺表示：“‘会员之家’让联合会的伙伴们从盛会相聚变为日常联结，为全球旅游城市实现资源共享赋予了实实在在的价值。” 峰会首次提出“未来旅游”全新理念，精准契合数字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大势，为全球旅游城市数智化转型凝聚行业共识、擘画发展蓝图。开幕式环节，秘鲁马丘比丘市市长埃尔维斯?拉托雷?乌尼亚科里表示，旅游业是撬动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不仅能够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更搭建起北京与马丘比丘民众往来互通的纽带，持续推动中秘文明交流互鉴。长城与马丘比丘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遗产标杆，鞭策各方携手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工作。（本报北京6月4日电本报记者董城本报通讯员张新惠）

2026-6-5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析理论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的“根”与“魂”、激发创新的“源”与“泉”，其战略性、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日益凸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文化之所以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源于其通过对象化、规范化、商品化、内在化过程深度嵌入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形成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澎湃动能。一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也是文化赋能的基础环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资料界定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总和。在传统经济形态中，生产资料主要表现为土地、原料、工具等物质要素；进入知识经济与数字经济时代，文化遗产、文化符号、数据资源等文化形态，已从纯粹的意义载体转化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它们既是创意开发的内容素材，也是支撑数字生产与智能制造的基础资源。通过转化发展，沉睡的文化资源可激活为生产性资本，形成“资源—资产—资本”的循环链条，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内生动力。实现上述转化，就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与要素市场体系为支撑。文化资源不同于一般物质资源，具有非标性强、确权困难、估值复杂等特征，内在要求建立分类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产权制度框架。针对文物、非遗、数据等不同类型资源，探索差异化的确权登记与保护机制，尤其应关注集体性、活态性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与利益分享结构。在保障文化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推动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适度分离，为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稳定制度预期。同时，建设多层次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培育专业化评估、经纪与代理服务主体，借助标准化与数字化手段完善从确权、评估到交易、托管的全流程服务，切实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作为生产资料嵌入生产，其公益性的底线不可失守。保护永远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共享永远是增值的归宿。生产环节对文化资源的汲取，应以不损毁文化根脉、不断流文化传承为刚性边界。在生产中激活文化，在激活中守护文化，是必须坚持的可持续的文化赋能之道。二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直接关系社会公平与人民福祉，分配公平与否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效率与社会稳定。在物质生活资料分配之外，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的享有状况，构成现代社会衡量分配正义的重要维度。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广播电视、网络信息等基础文化服务，本质上属于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公共供给。这一属性决定了文化分配不能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必须依靠公共财政与制度安排，确保文化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筑牢社会公平正义的文化根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文化均等化不是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以保障底线公平为核心的结构性均衡。当前，城乡、区域、群体之间文化服务能力的差距依然存在，构成文化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破解这一矛盾，要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财政保障机制，建立稳定增长的文化投入长效机制，形成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的转移支付制度。在设施布局上，统筹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以标准化促进均等化。同时，纵深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以统一的公共文化云平台为枢纽，将高品质文化内容以数字形态输送到城乡各处，以技术赋能实现分配公平。三交换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能否顺利完成交换，取决于其中凝结的劳动能否获得社会承认。文化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交易的不只是实体介质，更是附着其上的符号意义、审美体验与身份认同。这些非物质内核赋予文化产品区别于一般商品的特质：其使用价值具有非耗竭性甚至边际递增的可能性，其价值量难以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测度。这决定了文化交换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不仅关系文化产业自身的价值循环，更以“文化+”的形态融入制造业、农业、旅游业等产业肌体，成为牵引产业融合、重塑价值链分工的纽带。释放文化的交换价值，需要构建多层次、有韧性的文化流通体系。文化产品的交换不同于标准化工业品的大宗流通，其交易频率高、异质性强、价值实现周期长，对流通渠道的多元性与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应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国内国际衔接的文化市场网络。线下重点建设面向版权交易、艺术品流转、演艺票务等的专门化市场平台，线上依托数字技术搭建云端展示、虚拟洽谈、远程交付等新型流通场景。针对文化贸易中信息不对称突出的问题，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信息披露与信用评价制度，让供需双方在透明、可信的环境中完成交易匹配。在此基础上，鼓励发展文化产品跨境电子商务与数字内容出海，在更大市场中实现文化价值。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强渗透性使其能够跨越制造业、农业、信息技术产业等边界，以“文化+”融合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同时，文化产品交易的达成高度依赖契约精神、知识产权保护与审美共识，内在推动着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尊重创造的市场伦理建设，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四文化在消费环节的功能，集中体现为文化产品与文化体验在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同时，引领消费结构整体跃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消费视为生产的目的与动力，消费的能力与层次直接体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质量。当社会生产力越过温饱门槛，文化消费便成为衡量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尺。文化消费的本质，不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而是对意义的吸收与内化，是消费者与创作者共同完成的精神生产过程。引领文化消费升级，要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新消费场景拓展增长空间。当前，文化消费呈现数字化、沉浸式、个性化、体验型等新趋势，对供给体系的质量与弹性提出更高要求。应顺应消费升级方向，大力发展数字文化内容、沉浸式演艺等新型文化业态，激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潜力。统筹推进城乡文化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县域文化消费市场，让消费升级红利惠及更广泛人群。在政策层面，完善文化消费补贴与引导机制，使“愿消费”与“能消费”良性互动。丰富文化消费的最高意义不在于经济指标，而在于人本身。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文化消费中，人不再是被动的商品消耗者，而是主动的意义建构者与自我实现者。阅读塑造认知能力、艺术涵养审美情操、创意活动激发创造潜能，消费与生产的边界在此模糊，消费本身就是人的能力再生产与个性再创造。因此，繁荣发展文化消费，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要警惕消费主义对精神的异化、消费鸿沟对社会的分化。以文化消费涵养完整人格，以精神富足定义美好生活，在消费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超越消费，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最深刻的人本逻辑。（作者：曾楠，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2026-6-5

科教为媒，让文明百花园花团锦簇

“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月12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时强调。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重要贡献。自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以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启合作新篇章，尤其是在教育、科学、文化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广度、增加合作深度，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百花园”增添了新的亮色。共谋百年育人大计解析几何命题如何兼顾深度与创新性？函数教学怎样突破“抽象壁垒”？2025年9月的一天，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数学教师工作坊”上，针对当地教师教学中存在的多个难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和上海市多所中学的教师团队组成专家小组，以“知识点拆解+命题案例分析+教学场景还原”的立体模式与马方教师展开深度研讨，并带来“高中数学阅读融入课堂教学”“分层教学：让每个学生实现进阶”等专题分享。发生在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校园里的这一幕背后，是2024年华东师大与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教席合作签署备忘录，构建了制度化交流渠道与长效发展机制。跨校联合教研、师资互访交流等举措，正在让教育交流成为中马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桥梁。双方共同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担当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推动着全球教育治理与优质教育普及。教育合作不仅带来了新理念、新教学教法的互通共享，还有助于弥合教育鸿沟，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今年3月27日，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坦桑尼亚的一间教室举行，24名来自坦桑尼亚各地的教师培训者顺利完成培训并获颁结业证书。2024年，北京师范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起“非洲女童数字教育合作项目”，此次“ICT（信息与通信技术）教师教育者培训班”正是项目重要活动之一。培训不仅关注提升女童的数字技能，也致力于推动教学方式变革，营造包容、平等、友善的学习环境。 “工程项目建设到哪里，工程教育就延伸到哪里，工程文化就传播到哪里。”2015年11月，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工程教育优质公平发展以及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战略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成员国大会批准设立，由中国工程院与清华大学共同建设。多年来，中心在工程教育战略咨询、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持续提升影响力，已成为全球工程教育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中国教育的全球影响力，也在合作中彰显。4月4日，阿纳尼宣布聘任来自中国的陈群教授为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这也是中国人第二次担任该职位。 202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正式成立（STEM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该研究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中心，也是欧美地区国家之外首个全球性一类中心。今年5月14日，STEM教育高级别研讨会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首届理事会在上海开幕，标志着该研究所正式启动运行。 “我国学界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密切的合作，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显著成就，也是综合国力提升、国际交往合作深化的体现。”北京理工大学国际组织创新学院执行院长刘浩分析，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数字互联网基础设施更新、数字教育的普及拓展，中国已形成工程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等教育“出海”品牌，为合作打下更牢基础。携手守护文明之光随着北京中轴线、宁夏西夏陵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深化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新契机。 2021年，第十届大学生世界遗产论坛暨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举行，主办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地可持续旅游教席、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十届比赛累计315所高校、978支队伍、5000多人次参赛，120份优秀提案转交给世界遗产地管理者，部分已被采纳利用。走进景德镇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大楼展厅，精美的宋瓷映入眼帘，一旁还有现代修复技术、历代典型器物的展示。观众徜徉其中，青白瓷演变脉络一目了然。 2017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陶瓷文化领域设立的唯一一项教席——“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正式落户景德镇学院。2025年7月，教席的第三期合作计划正式通过并续约。近年来，该校以人才培养、陶艺陈展、品牌讲座、国际论坛等为抓手，积极推动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 2025年7月申遗成功的西夏陵，陵区排水防洪是如何设计的？为回答这个疑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科研团队在申遗过程中，通过实地环境考古调查、创新性的遥感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手段，整理出74条防洪工程，最新调查的累计工程长度比原有工程长度数据增加3538米，揭示了西夏陵更多的历史奥秘，为申遗及持续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利用空间信息技术研究世界遗产正在成为新方向。”HIST主任郭华东介绍，该中心为利用空间技术进行世界遗产研究提供了一个权威国际平台，在发挥其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软硬件优势基础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构、大学、世界遗产地开展广泛合作，守护好这些珍贵的“文明火种”。献策全球关键议题 “技术转型如何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四种能力很关键：绿色农业与气候智慧型技能、数字农业技能、产业链与就业创业技能以及文化传承与包容性发展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助理齐新建表示，对于这些能力培育，社区学习中心模式、技术合作与本地人才培养、绿色认证与区域品牌建设等是务实高效的路径。今年4月，由云南农业大学主办并参与实施的南亚东南亚国际中文教育本土教师“中文+乡村振兴”教育赋能培训班在昆明举办，吸引了来自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等7个国家的20名国际中文教育本土教师及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者。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水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持续减贫、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关键议题，中国高校院所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合作，推动科研资源共享、智慧火花碰撞、解决对策共商。 202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发函，祝贺“深远海和极地渔业数字生境研究项目”入选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项目。该项目由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领衔，合作单位涵盖来自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近20个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利用卫星遥感、声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观测分析气候变化、海洋水动力变化、人类活动对鱼类变化和栖息地分布的影响机制。曾经一条“臭水河”，如今已成为生机盎然的城市生态廊道——深圳茅洲河的巨变让两岸居民看在眼中。而这一河流治理的理论——从“流域共治”到渐进式修复，则是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刘俊国教授团队的原创成果。近年来，该理论及永定河修复案例已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为全球推广案例。国际水文科学协会专门成立相关工作组，将其纳入该协会“科学助力水解决方案”十年计划核心研究方向。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流域渐进式生态修复”教席正式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设立，为解决全球水污染问题贡献“中国方案”。刘浩期待，通过务实合作，未来中国学者能在航空航天、数字转型、极地开发等领域更多发声献策，在贡献“中国智慧”的同时彰显大国影响力。（本报记者周世祥）

2026-6-5

河北衡水：车间直播助力产业升级

在河北虎牌集团奥笛柜业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直播镜头正对准火花四溅的自动化切割线。担任主播的并非网红，而是身着工装的技术工程师，现场用电钻开柜、高温火烧板材，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示产品安防性能。“过去客户要看厂，得专门安排行程，现在点开直播间就能‘云验厂’。”该公司董事长李会民说，4月份单月直播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询盘量同比增长近七成。这家企业所在的衡水市武邑县，创新“政府引导+国企搭台+龙头引领+专业运营”模式，建成“一品一播”中心、产业大脑平台、快递物流中心“一平台两中心”，实现240家电商与29家生产企业数据互联共享，生产效率提升5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5%以上。目前，全县253家工业品企业实现常态化开播，2026年以来直播销售额达5.2亿元，线上订单占比提升至45%以上。武邑县的做法，正是衡水市全域推进工业品直播的缩影。作为拥有31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制造业之城，衡水立足各地产业特点，创新推行“实景车间+专家主播”“集群矩阵+专场带货”“政府搭台+共享直播”“数字人+全天候播”“产销联动+以播促产”五种模式，打通“制造+电商”联通链路。目前，全市1336家规上工业企业中，已有892家开展电商直播，占比66.8%，车间里的摄像头正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在安平县，当地依托国企运营，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一品一播”电商直播基地，16个共享直播间免费开放，一站式提供培训指导、产品精选、主播带货等服务。 “以前介绍产品只会干巴巴地说参数，网友听两句就划走了。”安平县安阳丝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缓说，“通过培训和学习，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了产品展示、专业解答。”今年4月以来，她通过直播拓展了40多个新客户，销售额增加139万元，线上成交额突破200万元。位于景县的建灿筑工（河北）有限公司通过直播将传统的“工地建房”向“内容消费”升级，用样板间实景激发需求。“今年我们的线上营销份额已经占到了订单额的70%左右。”该公司总经理师建平说。企业直播热潮的背后，是景县“产业大脑”的精准赋能。县里建设了产业大脑、专业检测中心、快递物流中心三大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前端直播引流、中端品控把关、后端高效配送、全程数据赋能”闭环体系。客户在直播间的每一次询盘、每一次参数点击，都会被实时汇入系统。其他县市区也各具特色、多点开花。故城县围绕汽车摩擦材料产业打造“车间即展厅、生产即直播”体系，4月以来网络销售额达5000多万元；枣强县依托九号仓物流枢纽新建12个专业化直播间，销售收入较开播前提高15.6%；冀州区打造“冀州辅具”区域公共品牌，线上销售额达1.3亿元；桃城区应用数字人直播技术，河北道成电子公司跨境签约额超3600万元；阜城县340家企业开展直播及短视频引流，累计销售额达2亿元，其中河北佰达铭盛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产品已覆盖6大洲40多个国家，线上订单占30%。衡水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万秋生介绍，当地立足产业实际，以务实举措为企业纾困赋能，直播有效打破了地域壁垒，企业获客成本大幅下降。目前，全市多款工业品已实现常态化线上直播，“衡水制造”正加速走向海内外。（本报记者耿建扩陈元秋本报通讯员王天祥）

2026-6-5

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理念与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对域外知识的探寻和对世界各国的研究，始终具有鲜明的主体特征。这一特征与中华民族破解深重民族危机、探索独特发展道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近代以来，面对民族危机，志士仁人以求知救世、挽狂澜于既倒为初衷探寻域外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为团结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党中央大力推进国际问题研究；改革开放之际，世界各国思想文化大量涌入，成为我国借鉴他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我们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创合作共赢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近两百年的域外知识探寻，奠定了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实践基础。新起点上推动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就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和把握这一学科的叙事逻辑、理论基础、核心对象、基本方法、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不断开阔观察世界各地区与国家的视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逻辑起点任何一个学科的起源都有一个逻辑起点，也就是元叙事，它决定着这个学科的指导思想。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叙事逻辑可追溯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由此形成了以战争为诱因、以停战为目的、以利益分配和确定原则为基础而获得暂时和平的思维模式。从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野蛮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战后再度沿用这一逻辑，并逐渐使之成为欧美处理国际问题的元叙事，即世界是分裂的，彼此是对立的，冲突是难免的，其着眼点是“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逻辑起点，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和合思想、大同理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和平、合作、发展为核心主题。其元叙事主张世界是一体的，各国是平等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和平需要积极建设，着眼点是“桥”，即连接与沟通。中国区域国别学力求建立并深化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认知、理解与共情：首先是中国与各国之间，进而拓展至所有国家之间，最终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实现全球共情。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能简单套用其他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的既有模式，而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思想理念、路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建构本学科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国家。区域研究建立在国家研究基础上，但不是国家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对区域内各国之间合作与冲突关系的辩证整合。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入研究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关系，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等问题。他们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等角度，阐明了私有制与国家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国家是具体的、历史的，始终代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提出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据此，对象国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次是国家经济结构，其次是政治体制，最上层是意识形态。理解一国的性质，应从其经济结构入手。把对象国作为研究对象，其实质是将构成其基础和骨干的经济结构及共同利益作为优先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水平、经济性质、产业结构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该国的经济基础。与之相应，体现在国家形式层面的政治制度、政党、法律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都受制于经济基础。然而，国家制度和法律体系一旦形成，便通过设计、管理、建构秩序等手段，赋予自身以法律形式，成为制约经济与社会的法权。其制定的政策、法规、制度，规范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出口、贸易、税收等环节，并主导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和金融政策。同时，国家利用宣传舆论机器强化国家法权，使之表现为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需要指出的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体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家既作为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又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一矛盾身份贯穿国家存在的始终，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根本原因。 20世纪以来，国家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现象。近代欧洲形成了民族国家体系，各大国在巩固自身民族国家的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推行殖民统治，建立起帝国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涌现出一批新兴国家，有多民族国家，也有单一民族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联邦或联盟性质的国家。直至今日，一些国家仍处在建构过程中，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依然处于嬗变之中。可以说，国家形态的建构和演变从未停止。到20世纪末期，国家权力更为立体化，国家研究日趋复杂：欧盟成立后，出现了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式，传统国家权力相对弱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内部矛盾之外，与欠发达国家、经济落后国家的外部矛盾日趋严峻，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更趋明显。同时，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国家形式、超国家组织、国际组织之间矛盾日趋叠加，这都是以往研究未曾遭遇的现象。但从本质上看，一国无论属于何种性质，其内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经济利益与政治法权之间，始终存在反映与制约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真理性。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区域国别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今世界国家形态的新变化，聚焦对象国的多样性与特殊性，深刻认识各国国家存在形态与运行规律的差异性。以此为基础，应深入研究以下问题：一是各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其面临的复杂矛盾；二是国家形态的差异如何影响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以及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三是各国为解决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所作出的不同抉择。在此过程中，应具体地、辩证地看待对象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代面向，具体地、辩证地看待其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张力关系，将对象国面临的具体矛盾及其生存发展的特殊性作为研究重点。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强调在把握对象国独特性的基础上展开整体研究，将对象国视为独立的整体存在，而非“他者”。这一点，体现出与西方学术立场的根本差异。欧美学者执着于现代化理论，往往忽视对具体国家经济基础及其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进行整体性辩证研究。这并非眼光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其关键症结在于，否认不同区域和国家在文化历史方面的特点，进而漠视甚至否定各国选择独特发展道路的权利。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石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建立在尊重他国独特历史、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基础之上的，也唯有坚持这一立场，才能真正揭示对象国的特殊存在形态及其运行规律。基本范式：内聚力和开放度研究 “范式”在这里是指研究对象国的一般模式，即从哪些方面构建关于对象国的知识系统。中国区域国别学以研究国家形态及其运行规律为主要目标，将对象国的“内聚力”与“开放度”作为基本研究范式，旨在系统描述对象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构成的整体面貌，揭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建立完整的对象国知识体系。内聚力是对国家基本形态和运行规律的功能性描述，反映对象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秩序建构模式和建构程度，其实质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模式。内聚力涉及国家体制、法律制度、价值观、文化传统等若干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一国的内聚力，体现为国家制度、政府权力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并与各阶层的认同状况密切关联，是国家功能的全方位整体体现。开放度是指对象国对外开放的政策导向、路径选择、覆盖范围与实施程度，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等领域。以学术界曾提出的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体系为例，该体系涵盖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业、制度环境、人文交流等六大指标，基本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整体水平。由于各国发展历史、所处环境、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其开放度呈现出显著差别。总体而言，开放度越高，国际交流机遇越丰富，发展也往往更为迅速，这已为现实经验所证明。不同国家在内聚力和开放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国存在形态与运行规律的评价，实质上就是对其内聚力和开放度作出科学评价。一个国家的内聚力与开放度虽紧密关联，但并非总是完全契合。从理论上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若拥有完善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国民认同程度高，其内聚力就较强，就有利于开展对外交往；若其对外开放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数据表现良好，则开放度也较高。相反，如果经济、制度、社会之间缺乏协调，矛盾冲突激烈，国家失去稳定，内聚力便会削弱，开放度也随之降低。但在现实中，内聚力与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多样。例如，有的国家有很强的内聚力，却因各种主观和客观原因缺少与世界各国交流交往，开放范围狭窄，开放度很低；还有的国家政治生态极端化，造成内聚力与开放度剧烈动荡，两项指标呈现出非常规水平。以内聚力和开放度为范式研究对象国，旨在揭示对象国的内在本质与运行规律，厘清其看待世界局势与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利益关切以及达成共识的路径。以“桥”为逻辑起点，这一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探索我国与对象国及区域之间实现合作共赢的可行路径。可以说，内聚力与开放度的研究最终服务于合作性。这正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目的之一。方法论之辩：以整体研究超越学科局限区域国别研究以内聚力和开放度为研究范式，强调整体把握对象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超越单一学科乃至简单的学科交叉，而体现出整体研究的特征。研究一个国家的当代形态与运行模式，旨在构建关于一个国家的系统化知识体系。如果仅以多学科交叉作为方法论特征，既难以捕捉现实中国家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无法准确理解当下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多样性。从单一学科发展到多学科交叉，突破了单一视角，形成了多元视角，这是20世纪学术思想的重要进步。然而，学科交叉与整体研究在对象设定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强调跨越学科边界、在边界融合中寻求真理，后者则直接指向对对象国的整体把握。厘清整体研究与单一学科乃至交叉学科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学术规范看，任何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设定的研究对象，都处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其研究结论最终指向该学科内部的学术创新。即便这一研究对象是某个特定国家或区域，其研究结论也局限于该学科内部的知识发现与突破。相比之下，区域国别学不止步于此，它立足于国家或区域提出问题，并最终回归对国家或区域的整体认知。具体而言，区域国别学在以下方面与传统学科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研究对象不同。它以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及其相互关系为出发点，而不是从某个单一学科（如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领域提出问题。第二，思维方式不同。它要求研究者具备综合性思维，统筹考虑全社会各因素及其互动关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这也正是区域国别学重视田野调查，深入对象国的民族、宗教、族群、社区等从事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原因。第三，研究成果不同。整体研究强调构建全面、客观、真实的知识体系，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路径与实施方案。然而，整体研究并非与各传统学科相隔绝，而是以各学科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与之保持紧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英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广泛吸收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成果，建立了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基础上的国家学说。正是由于面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非局限于某一学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才呈现出一种整体风貌。区域国别研究力求以整体研究超越单一学科局限，开展对当代国家和区域的系统研究，就必须充分吸收各学科已有成果，发挥整体研究多视角优势，突破单一学科思维惯性，形成综合思维，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中国立场，密切关注世界各国及各区域的特殊性，脚踏实地开展田野调查，将区域国家、社群社区与历史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使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增进理解、达成共识、深化合作的学问。（作者：邱运华，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特聘教授）

2026-6-5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产教科共生标岗训联动深化高职集成电路专业建设

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新中国首批电子类职业院校，其校办工厂生产了我国首块NMOS 64K DRAM集成电路芯片，并为我国首颗人造卫星提供压力传感器，让“东方红”唱响天宇。面对集成电路产业国产化加速推进的时代浪潮，学校立足无锡千亿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优势，紧扣“自主可控、产教协同”核心导向，历经十余年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产业适配度高、服务贡献度大、示范引领性强的专业改革成果，为高职教育深度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苏信实践”。凝“芯”聚力：锚定产业痛点，构建产科教共生生态学校打破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推动教育供给与产业发展精准对接，有效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需求脱节的痛点。立足区域禀赋，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无锡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产业产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针对集成电路产业对“熟练国产工具、熟悉国产工艺”的高技能人才迫切需求，学校明确“研标准、改课程、强实践”的专业建设改革思路，联合华润微电子等一批国内外知名龙头企业，形成了涵盖设计、制造、封测等全产业链的产教协同生态。学校主动融入区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深入企业一线开展调研，确立了“晓设计、精工艺、通测试”人才培养目标，建立了“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专业建设评价机制，确保专业建设始终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搭建协同平台，汇聚五方共建合力。学校通过“党建联建+平台共建+资源融通”等方式，汇聚多方资源，牵头建成无锡集成电路产业学院，搭建无锡市车用芯片市域联合体等产教融合平台，创新构建“政校园企研”五位一体协同机制。围绕“设计、制造、封测”等集成电路产业链关键环节岗位需求，精准构建专业群；服务江苏省重点项目捷捷微电子8英寸线量产等，开展“订单班”定制人才培养；与华润微电子等行业领军企业共建校内中测基地，共同开展教师、员工新技术培训，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技术攻关”与“专业转型、人才培养”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夯实基础保障，完善共生支撑体系。学校混编组建由全国劳模、企业CTO领衔的结构化教学创新团队，组织教师“进企”、博士“驻站”，深入企业一线跟踪产线技术；累计投入资金逾亿元，联合江苏晋誉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校内外生产性实训基地，建成一条可用于教学和中试的晶圆制造中试线，实现芯片设计、制造、封测全流程实训，构建“校内实训+企业顶岗+中试实践”三级实践基地体系，获批工信部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领域首批产教融合示范基地。以“芯”引领：深化改革创新，打造标岗训联动模式学校创新打造“标岗训联动”专业建设模式，围绕专业标准、岗课一体、实训基地等关键教学要素实施联动改革。以“标”立教，构建标准化培养体系。学校携手东南大学、华润微电子等单位，成立全国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共同体，牵头制定集成电路技术等3个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制定《集成电路实验教学平台》国家级标准、《晶片加工工》等5个国家级、省级职业标准，填补了高职集成电路专业标准建设空白。建立“工艺标准—能力萃取—模块开发”标准化课程开发流程，主持建成微电子技术国家教学资源库，开发国规教材8本（覆盖集成电路制造所有关键环节），推动高职集成电路专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以“岗”定学，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学校联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8研究所、华润微电子等行业龙头企业和科研院所，组建课程开发联盟，主持《行业人才供需匹配分析谱系图》课题，组织校企混编团队开展企业需求调研、跟岗挖掘，系统梳理各岗位的核心技能点、知识要求和职业素养要求。契合无锡功率器件国产化产业布局特色，导入功率IGBT测试等企业真实项目，聚合岗位能力点、序化生成“学习任务”，形成“课堂用国产软件、实训上国产设备、项目做国产工艺”适配产业自主可控生态发展需求的课程体系。以“训”赋能，创新实战化教学模式。学校推行项目化教学，以基础器件、数字模块、模拟芯片三类产品为项目载体，规划“基础认知（搞定一颗器件）—核心突破（交付一份版图）—综合实战（测透一颗芯片）”的阶梯式学习路径，以问题为导向，驱动制造、封测、版图等技能知识学习。创新“真实产线+数字孪生”双线实训模式，还原先进制程工艺内部结构、操作流程和技术细节，解决集成电路实训“耗材贵、风险高、工位少”的难题。实施“众生一芯”计划，依托自主研发的“苏信一号”芯片组织真实流片，让学生分组承担版图设计、验证、测试等全流程实战任务，实现“真题真做、真岗实练”，全面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和创新思维。向“芯”而行：彰显标杆效应，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年深耕细作，砥砺前行。学校集成电路类专业建设始终坚守“为国育才、为产业赋能”的初心，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社会服务、示范引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专业改革范式。人才培养提质增效，供需适配度持续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2024年参与东南大学国家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与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共建“1+1+1”人才培养联合体。近5年，学生在全国高职院校技能竞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中共获一等奖20项，其中2024年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金奖数位居全国前列，培养了一批以华虹半导体光刻设备工程师徐新为代表的“95后”芯片技术员。与华润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38个，据统计，在企业技术工艺岗位中由专科晋级工程师的人员，60%以上为学校毕业生。2025年6月，学校被教育部列入人才培养供需适配机制改革试点单位。专业建设成果突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学校微电子技术专业在“中国科教评价网”专业竞争力排名中连续6年位居全国前列，专业群获江苏省首批高水平专业群集成电路领域优秀评价，并入选国家新一轮“双高”建设计划。教师团队实力雄厚，获国家级、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竞赛奖46项，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等高层次人才14人。主持制定3个国家专业教学标准，5个国家级、省级职业标准，开发1个国家教学资源库、8部国规教材、6门国家精品课程，被全国相关专业广泛使用。社会服务赋能产业，示范引领效应显著。学校建有江苏省智能车用集成电路工程研究中心等省级科研平台3个，搭建“高频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等省级科技创新团队3个，成功自主研发全国高职首颗32位MCU处理芯片“苏信一号”，开展横向课题服务，到账经费达2408.5万元、申请专利239件，团队开发的车用氛围灯驱动芯片技术，使新能源汽车行业灯具安装效率提升30%。学校牵头申报的集成电路技术专业成功列入教育部专业目录，推动全国144所学校开设该专业，为全国集成电路高职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团队深度参与无锡自主可控重大项目，推动国产软硬件在教育场景的迭代成熟，为国产技术推广应用提供了实践支撑。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之路任重道远，高职教育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责任重大。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坚守“为国育才、为产业赋能”初心使命，立足无锡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深化“产教科共生、标岗训联动”专业建设模式，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可控、江苏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为教育强国、制造强国建设贡献职教力量。（徐振邦孔原居水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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