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政务信息服务系统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更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的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新质生产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是判断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趋势，适应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指出科技促进了自然力的应用，逐渐成为生产中独立的、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作用不断强化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在逻辑上必然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集成组合的系统，是量和质的统一。其中，量的方面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规模，质的方面是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本身效率的提升和要素组合形成的结构效率增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关键在质优。新质生产力的“质”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作为生产力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指在生产力的各要素构成上，把科技作为一种独立的，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并列的新的要素，而是指科技在生产力各要素的质的规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在全面深刻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的基础上改变要素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范畴和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科学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怎样对经济基础发挥反作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或者是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化；或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进而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在历史过程中动态实现的，这就形成了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和具体路径形态的多样性及复杂性。新质生产力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特征，呼唤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相应制度文明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提炼出“经济基础”范畴，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科学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思想、国家政治制度等概括为上层建筑，并将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两大类。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系统深刻说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才可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创新上，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推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总的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协调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迫切要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对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带来增长那一部分之外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理解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就要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即承认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应当参与价值分配，包括工资、利息、地租等。需要认识到，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新质生产力，是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借鉴，同时我们对这一概念也没有照搬照用，而是作出了“术语的革命”，通过为全要素生产率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首先需要对“价值”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思想史发展历程中，“价值”命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无论哪一种学派或学说，都必须有自身的价值理论并作为基石，作为其学说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价值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进步性，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进步性，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正义性。所以，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要为本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鼓与呼”，就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经济学体系。价值理论本身的演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伴随适应生产方式历史变化要求而展开的。古典经济学从产生起，价值理论便构成其核心命题，原因在于自由竞争、产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既要为产业革命的发展进步性提供理论支持，更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正义性提供经济学论证；既要证明工业制造业具有生产性，能够创造价值，又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公正性，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要素价值论，但在其体系中占主流的仍是劳动价值论，原因在于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相对于资本与封建地主的矛盾还居于次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不稳固，仍需要经济学论证其优越性和正义性，以强化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承认劳动是价值源泉，对于联合无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巩固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更为有利。古典经济学家同时意识到，在价值理论上承认劳动是源泉，最终会在逻辑上导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同时提出要素价值论，并指出随着生产发展，要素价值论应当替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后来的庸俗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也的确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逐渐形成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鲜明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要求，为其正义性、进步性进行理论辩护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破产基础上，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规律，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呼应，充分肯定其进步性，尤其是在价值理论上强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性，强调大机器生产带动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强调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的生产创造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从价值理论特别是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不同和对立，从而为剩余价值如何形成、如何分配、如何运动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基础，揭示了剩余价值及其运动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颠倒和异化。这种颠倒和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必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关系中物对人的驱使形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否定。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使人类生产更具直接社会性、使人自身能够真正支配自身的命运而不必被异己的力量所决定指明了方向。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作为新时代生产力的质态标志，新质生产力说到底还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这里的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范畴，而不是价值范畴。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结果，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力本身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能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不能把财富与价值等同。财富的创造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形式的生产力的体现，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财富生产的条件和源泉，但价值只能是以人类劳动为唯一源泉。价值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构成商品，但使用价值不同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构成劳动，但具体劳动不同于抽象劳动；生产的自然属性（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但生产力不同于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生产力质态进步的核心标志，是指具体劳动中要素及其组合在创造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社会财富过程中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作为社会属性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论”所认为的要素及其组合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新质生产力在生产的自然属性上，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强调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肯定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发展的进步性，是对生产力发展进步性的历史呼应；在生产的社会属性上，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生产的自然属性发展要求（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内在规定（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构建新型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先进性。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先进性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使用价值（财富）生产能力和效率。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价值？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提升影响生产力产出水平，但并不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本身不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提升具体使用价值产出量，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实际生产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总量。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应当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在生产力各类要素中，人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财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使用价值生产及价值创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知识资本对物质资本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表明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知识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仍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体现，而且社会生产是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网络，不能以生产的某一环节表现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劳动者的替代来解释价值创造日益脱离劳动。因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系统性极大提升，这种系统性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基础上，是人类社会总劳动体系决定社会生产，并不是单个环节决定社会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是新型劳动者，它由新型劳动者通过各种创新活动而实现。新型劳动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工匠等，他们开展的新质劳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条件下，价值源泉说到底还是劳动创造的，更多地体现为新型劳动者的新质劳动所创造。这一新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与其他物质技术生产要素相结合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幅提高使用价值生产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价值范畴涉及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是否相适应。这是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在自然形态上强调生产力发展质态的先进性，相应地在社会形态上必然要求形成与这种先进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坚守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拓展。

2025-7-11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原创性贡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展现出强大实践伟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孕育形成，折射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进程，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与重大实践意义。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体系完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实现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遵循这一规律，实现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力量，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形成各司其职、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的治理共同体，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社会治理摆在重要位置，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发展。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什么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怎样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进行深刻阐述，内涵丰富、体系完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三个“人人”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要求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人有责，即鼓励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社会治理；人人尽责，即引导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发挥各自作用；人人享有，即通过拓宽、畅通、规范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等，让全体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人有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人人享有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支撑与最终目标，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离不开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前提。这一治理体系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既强调党委、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求吸纳社会力量、公众个体参与其中，形成加强社会治理的合力；明确了各类主体的责任，即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府负责相关工作，社会力量扮演协同角色，公众个体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有序参与其中；明确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方式，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在治理实践中以民主的方式加强协商；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要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为保障，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聚焦城乡社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把城乡社区这一社会基础单元治理好，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有保障。为此，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治理主体看，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注重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城乡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从治理方式看，既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也要深入挖掘社会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规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让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能够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提供一系列制度基础。共建即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共建共治才能共享，共建共治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既包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通过群防群治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也包括经过基层群众反复协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彰显鲜明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和合文化”“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指引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彰显了鲜明中国特色。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和运行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积累了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为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并将其转化为实践提供了土壤、创造了条件。从制度安排上明确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既能够使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现，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科学有效方式，在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人人参与和权责分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作用的尊重与发挥，充分践行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同时，坚持以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创造了必要社会条件，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基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基层社区事务很多很繁杂，单靠政府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必须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高度重视城乡社区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坚持人才、资源、服务向基层倾斜，充分彰显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能够真正让基层活起来、强起来，着力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运行与治理的规律，牢牢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趋势，是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为我们理解和推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显著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西方治理理论以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为内核，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明显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在实践中并没有为各国治理现代化带来多少益处，甚至导致治理乱象丛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努力实现“一核多样”的“有机共治”，突破了“大政府、小社会”或“小政府、大社会”的思维束缚。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单纯依靠政府大包大揽还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治理，都是难以为继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超越国家—社会权责分配的“大小之争”，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方式将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政府一起治理社会、承担责任，把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有效社会治理带来的红利，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民主协商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汲取民智、汇聚民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体现了国家政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统一，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中政府受制于社会和个体的自由主义论，为在社会治理中正确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个体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新办法。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等日益多样化，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对社会治理不断提出新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重要成效。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各种层次不同、功能不一、规模不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纷纷建立，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添了重要力量，促进了活力与秩序相统一。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能让基层治理更有效能，让每个社会细胞健康活跃。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流动因素增多等因素，给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建设好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积极应对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2025-7-11

建设智慧农业推动乡村振兴

姜堰区农业资源丰富（如优质稻米、溱湖簖蟹、蔬菜种植等），但面临劳动力短缺、生产效率不高、品牌附加值低等问题。发展智慧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姜堰区作为传统农业发展优势地区，今后应将智慧农业发展作为重要战略，始终保持第一产业发展优势。一、智慧农业的发展定位与目标姜堰区智慧农业建设应立足本地特色（稻米、簖蟹、蔬菜），以“精准化种植、智能化管理、电商化营销、融合化发展”为核心，打造长三角地区智慧农业标杆。通过试点示范、政策扶持、技术赋能，推动农业从“经验种植”向“数据驱动”转型，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姜堰区智慧农业的发展目标是打造“长三角智慧农业示范区”，形成“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营销网络化、服务精准化”的现代农业体系。具体特色： 1.智能种养：稻麦、水产（簖蟹、鱼虾）、蔬菜等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形成农业生产智能化。（1）智能种植（稻麦、蔬菜）精准种植：推广“物联网+无人机+遥感监测”，实时采集土壤墒情、作物长势、病虫害数据。应用智能灌溉、变量施肥技术，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如“姜堰大米”绿色种植）。无人农场试点：在农业大镇试点无人农机（自动驾驶拖拉机、无人插秧机）。（2）智能养殖（水产、畜禽）溱湖簖蟹智慧养殖：部署水质监测传感器（溶解氧、pH值、温度），结合AI预测病害风险。推广“区块链+簖蟹溯源”，确保品质可信（扫码查看养殖全程）。智慧渔场／牧场：应用投饵机器人、智能增氧机，提高养殖效率。数字农服：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大数据平台，形成农业管理数字化。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气象、土壤、市场、物流数据，构建“姜堰农业大脑”，提供生产决策支持（如最佳播种时间预测）、市场行情分析（指导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灾害预警（如台风、干旱应急响应）。 2.数字农服体系：搭建“滴滴农机”平台，实现农机共享、农技在线咨询（类似“农技云”）。推广“农业托管服务”，小农户可通过APP预约耕地、播种、收割等全流程服务。 3.农旅融合：结合溱湖旅游，发展“智慧农场+休闲体验”模式，形成农旅融合智慧化。（1）数字农旅体验：在溱湖周边打造“智慧农场”观光点，游客可通过AR/VR体验种植、捕捞。开发“认养农业”小程序，城市用户可远程认养稻田、蟹塘，实时查看生长情况。（2）智慧乡村游：推出“姜堰农耕文化数字地图”，整合农家乐、民宿、采摘园信息，实现一键导航、预约。 4.农产品营销电商化（1）农产品电商与直播带货建设姜堰农产品电商产业园，培育本地网红主播，推广“溱湖簖蟹”“姜堰大米”等品牌。与盒马鲜生、京东农场合作，发展订单农业（按需种植）。（2）智慧冷链物流建设农产品冷链仓储中心，应用温控传感器+区块链，确保生鲜品质。发展“社区团购+前置仓”模式，缩短配送链条。二、智慧农业的发展路径与建议 1.科学规划引领智慧农业发展一是基础建设方面。强化数字基建，推进5G、物联网覆盖重点农业镇村，降低数据传输延迟。借助各类先进网络技术将智慧农业项目纳入政府部门新建项目规划和重点项目建设中，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业中提前构建工业互联网、数据共享平台以及人工智能网络等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设备，吸引更多经营主体进入智慧农业领域。建设农业云平台，提供算力支持（可与泰州大数据中心联动）。二是资源整合方面。成立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科学整合工信、网信教育、“三农”工作等部门，以及高校和社会科研机构等多方的资源与力量，形成协同推进智慧农业建设的组织架构和体制机制。加强智慧农业项目资金的统筹力度，优化资金使用效益，构建与智慧农业项目建设实际需求相匹配的项目资金管理制度。三是统筹规划方面。根据智慧农业项目功效比高、数据和算力强大的特点，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并合理引导，根据规范制度，鼓励适度流转农村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扩大智慧农业应用场景规模。统筹智慧农业与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打造绿色食品集群、推进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标准良田建设的关系，将智慧农业作为积蓄新发展动能的有力举措。 2.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应用能力一是要加强培训，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应用能力。依托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能力提升、“三区”人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等各类科技培训，使农业经营主体切实掌握相关领域智慧农业的技术方法。二是要加强扶持，推动智慧农业项目落地落实。制定智慧农业项目扶持政策，加强对物联网传感器、农场ERP、农作物影像分析等智慧农业重点技术的推介，给予相应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建立政府补贴+企业投资+农户自筹的多元投入机制。设立智慧农业专项补贴，对购买智能农机、传感器的农户给予补助。三是吸引优秀人才，优化智慧农业从业人员结构。鼓励相关专业领域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积极投身智慧农业发展领域，支持他们参与数字化农业和智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创新创业项目。与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合作，开设“智慧农业培训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引进农业AI、物联网技术团队，提供“技术驻场”服务。 3.建立智慧农业发展示范园区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在综合考虑各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以因地制宜为原则统筹规划智慧农业示范园区，建立与本地区实际情况最匹配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二是坚持开放发展。将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先进互联网技术与智慧农业发展示范园区建设有效融合，建设更加开放的智慧农业发展园区，提升园区的智能化水平和实际生产效率。三是坚持耦合发展。持续改进示范园区生产经营管理的机制体系，及时完善园区数字化软硬件设施，主动对接上下游产业链条，实现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耦合发展。优先在溱潼镇（簖蟹智能养殖）和张甸镇（蔬菜工厂化生产）试点，成功后向全区推广，形成可复制的“姜堰模式”。在区委报告中提出泰姜海融合发展战略。张甸镇地处长三角经济圈，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和农业基础。在高铁即将建成的加持下，融合发展优势凸显。张甸镇农业资源丰富，可围绕优质稻米、蔬菜、水产品等，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产业，打造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形成“农业+工业+旅游”融合的智慧农业小镇。制定张甸镇智慧农业发展规划和项目计划书，对外招商。通过招商引资，引入社会资本，采用PPP模式合作开发。建设现代化农产品智慧生产和加工园区，引入龙头企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品牌（如张甸大米、酱菜、有机果蔬等）。将农业与生态宜居和康养旅游相结合。结合乡村环境，建设康养社区、休闲疗养等设施，吸引周边城市人群居住。通过申报江苏省或国家级特色小镇项目，争取政策扶持（如土地、税收优惠）。通过以上努力，使张甸镇逐步发展形成“产、城、人、文”融合的智慧农业特色小镇。

2025-7-10

叶振宇：立足资源禀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近年来，中部地区紧扣“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壮大发展先进制造业，抢抓机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稳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重任，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势头强劲。经过这些年发展，中部地区已拥有株洲轨道交通装备、长沙工程机械、武汉光电子信息、合肥智能语音、赣州稀土新材料及应用、“武襄十随”汽车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新能源、白色家电、智能手机、超硬材料、有色金属等一批在全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武汉、郑州、合肥、长沙等城市成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规模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二是产业创新环境明显改善。安徽、湖北等地抓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的重大机遇，整合省内外科技资源，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涌现出一批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的新质生产力示范样本。合肥、武汉等城市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资源优势，孵化培育量子计算、激光、可控核聚变等新兴产业。为满足国家战略和地方产业发展需要，岳麓山实验室、汉江实验室、嵩山实验室、南昌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应运而生、快速发展。三是内陆开放展现活力。河南、湖北等地推进开放平台建设，探索发展开放型经济新模式新形态。河南把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作为内陆开放的旗舰性平台，打造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2024年新郑机场全货运航线拓展至57条，新郑综保区进出口规模居全国前列。湖北把鄂州花湖机场作为国际货运枢纽重点打造，在较短时间内开通数十条境内外货运航线，2024年货邮吞吐量居全国第5位，成为跨境电商包裹的重要集散地。四是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保障有力。中部六省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粮食总产量基本稳定。2024年，中部地区粮食产量20431.8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28.92％，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山西作为产煤大省，推进煤炭增产保供，2024年规模以上企业原煤产量12.69亿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6.7％；外送电量1547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中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仍然存在结构性矛盾增多、先进制造业错位发展局面尚未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冷热不均等问题。中部六省需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国家战略深入实施，新兴技术产业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有利机遇，找准着力点，力争取得更大突破。第一，更大力度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各省需立足实际完善顶层设计，发展市场化、社会化、网络化中介组织，推动营商环境实质性改善，采取系统性政策举措将更多优势传统产业集群打造成为先进制造业集群。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中部六省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推动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引导有实力的企业跨地区整合资源，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生产网络、创新网络和社会网络向纵深拓展。第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技术革命性突破看，中部地区在量子科学、光电子信息、空间科学、生物技术等领域具有创新优势，要支持科研团队或初创企业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产业转型升级看，中部地区既有成长快、引领性强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又有点多面广的传统产业，要借助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第三，多措并举支持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引导金融机构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中长期低息专项商业贷款，地方产业引导基金可通过股权融资形式提供支持。同时，在简化前期审批手续、用地用能保障、税收优惠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鼓励装备制造企业探索工业设备产品分期支付、以租代售、入股分红等销售模式，带动更多企业实施设备更新。第四，支持有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战略资源安全的创新探索。河南、安徽等产粮大省要深化粮食产、供、销、运、服全链条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实施科技兴农工程。山西等能源输出大省要推进致密砂岩气、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利用，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江西赣州等地要着眼于维护战略资源安全，规范稀土资源开发秩序，建设商业性储备基地，完善产业生态。（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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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经验”助推企业内部治理的绍兴实践探索研究

“枫桥经验”与企业内部治理关系 2023年企业内部矛盾状况与“枫桥经验”研究情况统计表在产业变革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竞争背景下，我国企业不仅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与技术迭代加速的外部压力，更需应对内部劳资矛盾、组织效能不足等治理难题[1]。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核心理念，为破解企业治理困境提供了创新路径。本研究聚焦解析“枫桥经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以及其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实践范式，探究其在企业员工关系调解、组织协同管理等领域的适配性逻辑[2]。同时，以绍兴典型企业为实证样本，系统性分析其在化解内部矛盾、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实践路径，重点研究企业如何借鉴“枫桥经验”中的群众工作方法和矛盾分级调解机制，并将其转化为适合自身的管理模式，从而构建具有普适性的“枫桥式”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这将为企业营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提供有益的参考，助力企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一、从基层到企业：新时代背景下的“枫桥式”企业内部治理优化路径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其核心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经验被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以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源头预防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创新体系[3]。在新时代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中，“枫桥经验”从个体联动机制逐步走向协同共治机制，从打造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平台，到借助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推动平台化治理，经历了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些创新做法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企业的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的路径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治理主体从单一行政向多元协同转变，治理方式从事后处置向源头预防延伸，治理手段从传统方法向智慧化升级。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企业内部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在企业治理领域，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引入企业管理制度，通过建立矛盾预警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完善协商调解平台等方式，实现了企业内部矛盾的及时化解，促进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优化企业内部治理的可行性论证。当前，我国企业内部矛盾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劳资纠纷、部门利益冲突和管理层级矛盾三大类型。2023年浙江省企业矛盾调处数据显示，劳动争议案件占比达42.3%，部门协作矛盾占31.5%，管理决策冲突占26.2%[4]。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企业治理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三个新特征：研究视角从单一矛盾调处转向系统治理，研究对象从传统制造业扩展到新兴产业，研究方法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然而，现有研究在数字化治理工具应用、跨文化企业矛盾调处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空白，这也表明该领域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本研究选取绍兴市的富润集团、海亮集团、诸暨市供电公司和绍兴黄酒集团四家企业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这些企业在行业属性、企业规模和发展阶段等方面具有差异性，能够较为全面反映“枫桥经验”在不同类型企业中的应用效果[5]。富润集团作为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在劳动关系协调方面面临较大挑战；海亮集团作为大型民营企业，在组织架构优化方面具有典型性；诸暨市供电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制度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6]；绍兴黄酒集团作为地方特色产业的代表，在文化融合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案例选择遵循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比性原则，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能够深入探讨“枫桥经验”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二、绍兴市典型企业“枫桥式”内部治理模式及其机制建设探究从上述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企业运行中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个体间的矛盾、组织间的矛盾以及层级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是动态变化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战略的调整，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当矛盾的强度适中时，可以激发组织的活力；但如果矛盾强度超过了临界值，就会导致沟通成本大幅增加、决策效率下降等问题，进而陷入治理困境。绍兴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企业率先引入“枫桥经验”，为企业内部矛盾纠纷治理提供了核心准则。富润集团通过建立“枫桥经验”调解工作室，将矛盾化解机制延伸到车间班组，2022年调解成功率高达96.5%。该企业创新实施“三色预警”机制，将员工矛盾按严重程度划分为红、黄、蓝三色等级，配套差异化的调解方案[7]。绍兴黄酒集团将传统的“酒礼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通过“车间议事会”等形式，使员工满意度提升至92.3%。诸暨市供电公司推行“党员责任区”制度，将矛盾化解纳入党员考核指标，2023年党员参与调解率达100%[8]。海亮集团则建立了“数字枫桥”平台，实现矛盾纠纷的线上受理、智能分派和全程跟踪，使平均调解周期从15天缩短至3.8天。这些企业通过组织重构、流程再造和技术赋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枫桥经验”实践样本。（一）绍兴市典型企业“枫桥式”内部治理的组织架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四家企业的比较分析发现，各企业在引入“枫桥经验”时，都紧密结合自身行业特性和组织架构特点。富润集团作为传统制造业企业，重点构建了“三级调解网络”和“员工诉求快速响应机制”；海亮集团依托其教育产业背景，创新性地建立了“家校社企”四方联动机制；诸暨市供电公司发挥国有企业优势，将“枫桥经验”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绍兴黄酒集团立足传统工艺传承需求，打造了“师徒矛盾调解工作室”。四家企业在改革前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劳资纠纷、部门协调不畅等问题，但都建立了“矛盾预警系统”“员工心理疏导站”等制度规范，并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等运行载体，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模式。（二）绍兴市典型企业“枫桥式”内部治理的运行机制探索。通过对富润集团、海亮集团等四家企业的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企业内部治理中的应用呈现出三大共性特征：一是矛盾化解机制前置化，通过设立“员工诉求服务站”等平台，使90%以上的矛盾在基层得到解决；二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工会+管理层+员工代表”三方协同治理模式；三是治理手段智能化，运用数字化平台实现矛盾预警和快速响应。调研结果显示，该模式使企业劳动争议发生率平均降低42%，员工满意度提升28个百分点。这种治理模式特别适用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存的制造业企业。其核心价值在于将“预防为主、调解优先”的理念融入企业日常管理流程，通过建立“小事不出班组、大事不出车间”的分级处理机制，有效降低管理成本。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助推企业内治优化及其机制建设的若干思考（一）新时代“枫桥经验”企业实践的共同经验研究。通过对四家企业的实践研究发现，它们在治理中呈现出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建立了完善的矛盾预防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员工座谈会、设置意见箱等方式收集基层诉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普遍重视党建引领作用，设立党员责任区，充分发挥党员在矛盾调解中的示范作用；三是都建立了多层级调解网络，形成了“班组—部门—公司”三级调解体系，确保矛盾不出企业；四是注重将“枫桥经验”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助推企业内部治理及其机制建设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富润集团、海亮集团等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在运用“枫桥经验”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不完善，部分企业调解员专业素养不足，导致矛盾调解效率低下；二是数字化治理平台应用程度不高，传统线下调解方式仍占主导，难以适应现代企业治理需求；三是员工参与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现象，员工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未被充分调动。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是由于企业管理者对“枫桥经验”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其简单等同于矛盾调解；二是由于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不足，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三是由于企业文化建设滞后，未能形成全员参与的治理氛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在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中呈现出相似特征，反映出“枫桥经验”在企业落地过程中面临的共性挑战。（三）新时代“枫桥经验”助推企业内部治理及其机制建设的应对挑战之策。通过对富润集团、海亮集团等样本企业的案例剖析，本研究发现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企业内部治理的实践中已形成可供推广的共性机制。四家企业均构建了“党建引领+治理创新”的双轮驱动模式，通过划定党员责任区、组建矛盾调解委员会等举措，将党组织有机嵌入企业治理架构。同时，构建了“预防—排查—化解—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依托数字化技术搭建员工诉求交互平台，实现矛盾纠纷的早期发现与前置介入。总之，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企业治理中的应用需要立足实际，构建兼具特色的本土化解决方案，同时注重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的协同作用，形成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提升路径。四、结语企业内部治理实践中应着力构建三大核心机制：一是建立党建引领的多元协同机制，形成由党组织统筹，人力资源、工会等部门协同的“1+N”矛盾调处架构，提升治理资源整合效能；二是搭建分级预警与数字化治理平台，通过基层信息员网络、部门调解员制度和企业仲裁委员会的三级预警体系，结合数字化诉求处理系统，实现矛盾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三是完善制度化保障体系，将矛盾化解效能纳入部门绩效考核，制定规范化工作流程和考核标准，同步推进管理层调解能力和法治素养的常态化培训。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可借鉴绍兴黄酒集团的“车间和事佬工作站”模式，将调解力量延伸至生产一线，培育基层力量化解纠纷。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枫桥经验”从社会治理向经济领域拓展的可行性，并通过理论提炼和策略构建，为新时代企业打造具有行业特色的“枫桥式”治理模式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框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的深度融合路径，开展跨区域、跨行业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持续丰富中国特色企业治理的理论体系。参考文献： [1]刘国普，莫远淞，王正．新时代推进大中小学榜样教育一体化的三重维度[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25，25（03）：39-47. [2]董迎春，张雨欣．多民族文化与舞台审美的互嵌共生——以广西杂技剧《漓歌情》为例[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7[2025-06-19]. [3]李建伟．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的政策发展与立法促进[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03）：67-80. [4]邰炳军，侯姗姗．“四抓四做到”助力营商环境优化[J].共产党员（河北），2023（20）：44. [5]周慧敏．创新发展“枫桥经验”[N].中国企业报，2008-03-18（011）. [6]边建琳，赵陈林．创新运用“枫桥经验”深度融入社会治理[J].中国农村金融，2021（02）：33-34. [7]吴文婧．浙江富润率先将“枫桥经验”引入上市公司治理规范[J].东方企业文化，2021（03）：22. [8]汪世荣．企业“枫桥经验”研究：国家电网诸暨市供电公司的实践[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谢惠玲、刘运森系绍兴文理学院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在读本科生。

2025-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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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信建设筑牢社会治理现代化价值基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迎来历史性跃升，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思想观念多元碰撞。这一恢宏的历史进程，既对社会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标准高要求，也为社会治理创新注入了澎湃动能。从理论层面来看，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基于规则共识的集体行动，而诚信正是凝聚共治合力的价值纽带。进而言之，诚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信用资本，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简化交往复杂性、增强行为可预期性，为社会治理活动提供内在润滑与秩序保障，最终筑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石。加强诚信建设面临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面临风险社会与治理转型双重挑战的新形势。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迁，诚信建设成为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在经济层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迅猛发展，使社会交往突破时空限制，虚拟空间的匿名性与跨地域性加剧了信用建设的复杂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涌现，使传统以政府和企业为核心的诚信监管框架难以覆盖全域，信用约束机制在新兴领域存在盲区。在社会层面，人口大规模流动与阶层分化加剧，利益诉求多元且易冲突，传统“一刀切”治理模式难以精准识别差异化主体诉求。同时，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弱化，而基于契约精神的现代信任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导致失信行为频发。在文化层面，价值观多元化削弱了诚信伦理的共识基础，西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冲击，侵蚀传统社会中的信任基础。尤其是在全球风险叠加背景下，失信行为呈现跨地域性、连锁性特征，如网络诈骗、资本无序扩张等新型风险频发。面临制度创新与价值引领内在统一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超大规模社会的治理效能提升，本质在于通过制度重构降低运行成本。以河南为代表的超大规模治理单元，具有人口总量庞大、密度高位运行、流动频繁交织的特征，天然放大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传统治理所依赖的行政强制力管控模式，在人口流动加速、利益诉求多元的背景下，往往陷入“管不过来、管不彻底”的困境。因此，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新的深刻变化，社会高效能治理要求实现制度创新与价值引领的双轮驱动。制度创新通过规则设计确立行为边界，以刚性约束压缩失信空间，形成规范社会运行的显性框架。价值引领则致力于培育道德自觉，通过文化浸润塑造行为选择的内在规约，构筑维系社会信任的价值根基。面临主体协同与主动作为治理重塑的新任务。社会高效能治理的本质是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无信，则难求发展；社会无信，则人人自危；政府无信，则权威不立。这意味着社会高效能治理目标下，诚信建设必须完成三重任务。政府诚信作为治理体系的根基，其核心在于通过政策稳定性与承诺兑现度构建公信力，为市场运行和社会交往树立价值标杆。企业诚信则关乎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要求市场主体将契约精神内化为发展基因，使信用资本成为比生产要素更持久的竞争力。社会诚信作为共同体意识的凝结剂，重在培育公民的责任伦理与规则自觉，形成维护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逻辑。从更深层次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三方诚信建设主体协同，政府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主动作为，既要时刻警惕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可能发生的危机，又要积极进行制度创设与价值引导，使诚实守信成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价值共识和自觉行动。加强诚信建设推进社会高效能治理深化法治保障，健全诚信运行的制度规则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有所为，就是要不断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完善市场规则并带头遵守规则。推动社会高效能治理，必须健全诚信运行的制度规则体系。加快健全覆盖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关键领域的信用法规体系，清晰界定各类主体的诚信义务与失信责任边界，将抽象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准则。重点完善信用信息采集、共享、公开的法律框架，破除部门数据壁垒，为跨领域联合奖惩提供法律依据。同步推进司法公信力建设，通过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彰显法律对诚信价值的刚性守护。创新技术赋能，构建智能精准的信用治理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技术赋能的信用治理能够显著提升监管精准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使治理资源向高风险领域精准聚集，大幅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实现治理成本的整体优化。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分散于市场监管、金融税收、司法行政、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信用数据，形成覆盖自然人、法人的全景式信用画像。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数智技术动态监测信用风险，实现风险行为精准预警，推动治理关口从事后惩戒向源头预防前移。在基层治理中推广智能信用应用，将信用评价与社区服务、公共资源分配精准挂钩，例如为高信用群体提供绿色通道服务，增强诚信行为者的获得感。培育文化生态，激活诚信内生的社会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社会高效能治理的深层突破在于培育滋养诚信自觉的文化土壤。政府必须发挥元治理功能，以政务诚信建设为核心标杆，通过政策延续性保障、权力清单约束及失信责任追究，切实提升政府公信力，成为诚信规则的示范者与守护者。鼓励行业协会建立信用承诺与黑名单制度，通过同行监督形成行业自律压力，使企业从“不敢失信”转变为“不愿失信”。媒体应积极宣传诚信典范，曝光重大失信案例，营造守信光荣的社会心理预期。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诚信实践载体，在城乡社区推广诚信积分管理、文明银行等制度，将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等善行纳入信用激励范畴，形成崇德向善的正向循环。通过制度约束与文化浸润的双向发力，使诚信从外在规范内化为价值认同，最终形成政府公信、企业守信、公民互信的治理生态，为社会高效能治理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与秩序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

2025-6-23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并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路径。深刻领会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偏低等问题，这些因素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使创新要素向乡村流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应然之举。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支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性改变，农业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出的先进生产力，其本质特征是高技术、高效能和高质量，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精准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现代化智能化农业装备的普遍应用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这种转型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面临着资源约束、环境压力的双重问题，亟须借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绿色转型。农业新质生产力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核心要义，借助推广绿色生产、建立生态机制的方式，达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增效。同时注重共享发展成果，关注农民主体地位，构建多元化收益模式与协同发展机制，使农民积极参与并共享增值收益，彰显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时代价值。积极打造农业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通过科技创新、人才聚集与绿色发展理念赋能乡村发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科技创新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通过赋能农业生产、经营等环节对乡村振兴起到支撑作用。在农业生产中，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的融合应用，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精准灌溉系统按照土壤墒情、气候条件等状况精准供水，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无人机巡田联合AI图像识别，可以自动形成针对病虫害的农药喷洒计划，并且利用无人机进行精准喷洒，消减农药使用量。这些技术上的突破，使农业生产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型、智慧型，直接提升了粮食产量，增长了农民收入。经营环节也因为科技创新而改变，农村电商直播开辟了农产品销售新渠道，冷链物流保证了农产品品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产销信息透明化，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滞销、信任缺失等难题。这种全链条的科技赋能，重塑了农业产业形态，还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乡村经济，夯实了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人才聚集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通过聚集多方智力要素与创新力量为乡村振兴激活新引擎。若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就一定要依靠各类高素质的人才，这些人才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能力以及阅历等，成为驱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振兴极为关键的因素。农业科研人员深入展开对于乡村振兴需求的调研，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发展的方向，经营管理人员深入了解农产品的品牌内涵，对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整合，技术应用人员则长期扎根在田间，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转化为可实际操作的示范流程并传授给农民，以此提升农民的生产经营能力，构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本土人才储备体系。绿色发展是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路径，通过生态价值转化、激发文化基因等方式为乡村振兴确立起可持续发展的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恰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关键行动。它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农业发展的关键位置，改变过去“重产量、轻生态”的观念，推动农业生产朝着低排放、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同时，深入挖掘乡土文化里的农耕智慧、民俗传统等基因，运用数字化与创意化的方法将其融入乡村产业，依靠修复后的生态环境，乡村文旅产业得以蓬勃发展，农民的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切实实现了生态美与农民富的有机统一。奋力绘就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的乡村振兴壮美蓝图在新发展格局下，须以战略思维确立愿景目标，以改革创新构建成就路径，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深度结合，谱写乡村振兴壮美蓝图。构建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助推乡村经济增长。发挥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强大效能离不开农业新质生产力，同样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对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一是打造载体建设，关注优势产业，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集群以及全产业链示范基地等平台的搭建，打造出要素集聚、产销贯通的平台。二是优化产业结构，依据地域资源禀赋推动新兴技术与农业相结合，培育新兴产业，形成集约化、生态化的梯次型体系结构。三是改善产业链条，凭借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改变，延伸技术边限，加强产业链韧性，促使传统农业向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生产提质增效。借助产业载体、格局、链条的系统性革新，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完善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乡村数字化设施建设，筑牢数字时代乡村振兴底座。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关键在于借助数字化手段，强化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推动乡村整体发展。一是对乡村基础设施开展数字化升级，安装智能感应、数据传输等设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优化服务效能，为关联产业发展提供场所支撑。二是关注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凭借5G网络打通信息数据壁垒，实现资源跨区流动与配置，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三是在民生服务方面，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将数字化技术应用到民生领域，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形成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驱动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这一进程需打破传统城乡分割的发展逻辑，让农业新质生产力成为衔接城乡经济循环的核心纽带。一是从顶层设计完善城乡一体化政策体系，依靠政策衔接、规划协调与资源配置，实质性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市先进生产力要素向乡村稳定流动以支持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构建城乡融合产业链条，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城市先进制造业与乡村新兴产业的结合，把乡村的特色资源转化为城市消费市场的有效供给。三是建立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壁垒，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作者分别系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

2025-6-17

促进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

在社会结构转型与教育现代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群体在学业发展、职业适应与社会融入等问题上面临着不少压力。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存在内在一致性，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进行深度融合，既是新时代高职院校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高职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课程体系重构：相互融合与协同育人。高职院校要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首要任务是对思政课和心理健康课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构，解决二者在教学内容上可能存在的脱节问题，确保二者在职业教育导向的基础上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要将心理学相关知识融入思政课。在理论知识的讲解中设置与心理学相关的专题。例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根据课程属性增设职业伦理与心理调适模块。在理论讲解时，引入职场困境中的心理冲突相关案例，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引导学生正确认知自身的心理变化，并学会自我调节。要强化心理课的价值观引领。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加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相关内容。例如，在讲解职业发展规划时，可引用行业内成功人士的成长经历作为素材，引导学生在制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时树立家国情怀，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国家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要开发融合型特色课程。高职院校在开设选修课时，可针对性地开发融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特色课程，供学生选择。例如，开设“职业心理素质培养”课程，课堂采取情景模拟、团体辅导等互动性强的新颖教学模式，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在互动交流中进行抗压能力训练，学习和培养职业沟通技巧、职业道德认知等知识和能力。师资能力提升：跨学科培训与协作机制。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学生行为的引导者，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化能力和职业化素养。高职院校应努力提升心理健康教师的思政素养、丰盈思政教师的心理学知识，更好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实现深度融合。制定“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开设“心理+思政”“双师型”教师培训班，要求思政教师系统学习心理学知识，掌握基本的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技能。培训班结课后，鼓励有意愿的教师参加心理咨询类证书的考试，并对拿到证书的优秀教师予以表彰；同时，组织心理健康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帮助他们深入理解新时代青年观，提升理论修养，以便在日后的教学工作中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引领。除了培养专职教师以外，还可以采用校企联合导师制模式，邀请各行业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通过分享一线工作经验和成功案例，进一步提升课堂实效。开展常态化教研活动。建立联合备课制度，组织心理健康教师和思政教师定期开展跨学科教研活动，共同设计融合式教案，并进行研课、磨课、说课，相互提出优化建议，不断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高职院校还可牵头开发教学案例库，实现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针对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结合思政教育理论进行分析和解决，形成可推广的方案，收录至案例库中，供其他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参考使用。平台机制创新：技术赋能与实践育人双向驱动。在数字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Z世代青年，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原住民，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都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高职院校必须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创新教学方式，实现技术赋能与实践育人双向驱动。建设智能心理健康平台。在平台上搭建思政教育数字化资源库，收录包括职业榜样励志短视频、大国工匠纪录片、各行业专业人士公开演讲等数字化资料，便于教师和学生一键式检索和使用；开发职业心理素质评估模块，引入AI心理测评系统，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校企合作共建实践育人基地。高职院校应加强与当地相关企业的合作，共建“心理-思政”实训中心，聘请企业导师为学生技能训练和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指导，与校内导师的价值观引领相辅相成，有效形成育人合力，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素养。构建隐性教育体系。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有机融入心理健康和思政元素，营造隐性教育环境，让学生通过参加社团、参与活动、参观展览等活动形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和价值观引导。评估体系改革：多维联动与过程评价。任何一项政策或决定的落地实施，都需要配套的评价体系来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全面的评估，以确保其不断调整、优化和改进，从而在未来实践过程中持续发挥功效。要建立“心理—思政”联合评估指标。在设计评估指标时，应确保其全面性，既涵盖心理健康因素，又兼顾思政因素。例如，将职业韧性、职业道德践行、社会责任感等纳入评估指标，通过学生自评、教师评价、企业反馈等多维度综合评价来保障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建立健全动态追踪与反馈机制。为学生建立个人成长档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实践成果、心理测评结果等进行跟踪监测，实时更新个人成长档案中的数据。同时，加强与家长、实习企业的联系，收集更多关于学生成长的信息，以丰富个人成长档案的内容。定期对学生个人成长档案中的各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从中总结出需要调整和改进的方面，并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加以优化，以此实现教育成效的反馈和提升。（作者单位：郴州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郴州职业技术学院“‘以赛助教，以赛助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CZZYKT2019-10〉）

2025-6-16

民营经济参与乡村振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阐释民营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理论定位与实践价值？通过构建“产权-分配-发展”三维分析模型，可以深入剖析民营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揭示其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的独特功能。理论溯源：民营经济与乡村振兴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看，民营经济参与乡村振兴体现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中，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服务保障等方式，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创造了良好环境；民营企业则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将资金、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农村领域，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强调城乡融合共生而非单向度的城市化，民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将城市成熟的产业模式、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引入农村，促进了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溢出提升农业生产率，将先进的农业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我国自主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即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民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农业领域70%以上的科技创新成果来自民营企业，这充分证明了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创新主体地位。机制分析：民营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好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紧紧抓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进改革，谋细抓实改革重点任务，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民营经济通过市场化契约方式参与农村资源开发，既保障了农民权益，又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形成了“农民增收-企业获利-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价值创造源于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民营企业在乡村产业振兴中，通过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值空间。从分配理论看，民营经济参与乡村振兴体现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有机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创新驱动的过程。民营企业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着创新主体的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民营经济参与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构建了城乡产业生态系统，形成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网络，这符合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想。路径探索：民营经济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制度创新路径—— 产权制度创新。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现形式，为民营资本提供更清晰的产权预期。我国农村改革实践表明，明晰的产权界定是长期投资的基础。要素市场创新。建设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破除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经验表明，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提高整体福利水平。治理机制创新。构建政府、企业、村集体协同治理模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为这种新型治理模式提供了实践支撑。产业发展路径—— 价值链提升。依托民营企业的市场优势，构建农业全产业链体系。我国产业升级实践表明，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各环节的协同优化。数字化转型。发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优势，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数字经济将为乡村振兴带来乘数效应。生态价值实现。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发展生态型民营经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利益共享路径—— 初次分配优化。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确保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实践表明，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激励各方长期合作。三次分配协同。引导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乡村公益事业。我国共同富裕实践赋予了企业社会责任新的时代内涵。能力建设支持。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参与现代产业的能力。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经验强调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营经济参与乡村振兴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形式。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民营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发展，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这一中国特色的发展实践，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作者单位：中共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党校）

2025-6-11

多维发力构建医学教育自适应学习平台

在医学教育快速发展的当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培养高素质医学领军人才的需求。自适应学习平台作为医学教育智能化转型的核心载体，正引领医学教育从标准化向个性化、从理论灌输向能力驱动的深度变革。它依托人工智能技术，集成教学、考试、检索等功能，能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动态调整教学内容和策略，为学生打造专属学习体验。构建这一平台，可从以下五个方面重点发力：优化技术架构、创新教学模式、完善评价体系、加强师资培训和健全平台运维体系等。优化技术架构：分层知识图谱与智能推荐算法融合优化技术架构是提升学习针对性的关键。通过融合分层知识图谱与智能推荐算法，借助算法和大数据分析模型，广泛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学习行为数据，如页面浏览轨迹、学习时长等；测试成绩数据，如各知识点得分率、题型得分等；在线互动数据，如提问与解答情况、讨论区发言频率等多维度数据。同时，借助机器学习中的神经网络、决策树等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剖析。开发动态学习路径引擎，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与长短期记忆网络混合算法，依据视频停留时长等学习者行为数据，评估答题时间与错误类型，进行错题聚类，精准判断学生知识薄弱点和学习能力。最终实现实时优化内容推送，让医学测试题目、学习资料等与学生学习水平精准匹配，为高效学习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优化技术架构还需注重系统的稳定性与兼容性。定期维护和升级，确保平台能够流畅运行；建立数据安全防护机制，防止学生的学习数据信息泄露，为自适应学习平台的高效运转筑牢安全技术防线。创新教学模式：构建融合虚实的临床能力培养机制创新教学模式以构建融合虚实的临床能力培养机制为核心。融合虚实的临床能力培养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自适应学习平台的个性化、智能化优势，突破时空限制，有效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课前，平台依据学生进度及能力水准，针对性推送各类任务及学习资源，助力学生完成知识预习；课中，运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多样教学方法，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同时借助平台分析数据，及时解决学生困惑；课后，提供模拟病例、在线测试、学术论文等丰富资源，巩固学习成果，全方位提升学生在临床方面的思辨力和创造力。完善评价体系：丰富评估维度与引入自评互评机制科学的评价体系如同医学教育的“精准CT扫描仪”，通过多维度评估指标与多元评价机制，精准扫描学生的学习全貌与能力发展轨迹。在线学习时长记录学生投入学习的热情与自觉性；作业完成情况则是检验知识掌握的“试金石”；讨论参与度堪称衡量学生团队协作与思维活跃度的“动态标”；虚拟实验操作环节则好似一个“实战演练场”，操作规范性、完成时间及临场应变表现，真实映射出学生将医学理论转化为实践操作的能力，检验其是否能在模拟临床场景中精准运用知识。引入学生自评与互评机制，为评价体系增添了“双重透镜”。自评促使学生定期审视学习过程，发现自身知识短板与学习方法漏洞，从而有针对性地优化学习策略。互评则搭建起“相互学习的桥梁”，当学生站在评价者角度分析他人学习成果时，不仅能借鉴同伴的独特解题思路，还能接触多元的医学思维模式，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拓宽视野，全方位提升综合素养，真正实现评价促进发展的教育目标。加强师资培训：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力加强师资培训分为医学技术培训与教学应用培训。邀请技术领域的专家走进学校，开展现场指导工作，提供系统性的技术培训课程，助力教师充分掌握自适应学习平台所具备的各项功能，以保障平台能够高效运行。组织常规教学模式专题培训，鼓励教师探索个性化教学如在自适应学习平台进行优秀教学案例分析、名师示范课展示等。搭建教师交流机制，定期举办医学线上研讨活动或医学教学经验分享会，构建“培训—实践—反思—改进”闭环机制，加强教师间的合作互动，形成良好的教研氛围，不断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和教学创新能力。健全运维体系：建立用户反馈机制与迭代升级流程健全运维体系要建立专业维护团队和完善反馈机制。由医学教育技术专家、软件工程师、医学教师组成的团队各司其职，保障平台功能合理有效和技术稳定。其中医学教育技术专家根据医学教育发展趋势与教学需求评估平台教学功能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提出功能改进与拓展建议；软件工程师负责平台服务器性能优化、系统漏洞修复、功能模块开发等日常技术维护；医学教师应反馈教学过程中发现的资源适用性不足、学习路径不合理等平台使用问题。建立完善的用户反馈机制。引入新的技术与教学功能，持续优化自适应学习平台性能与用户体验，定期更新平台版本，提升平台的适应性与竞争力。如通过设置意见反馈入口、定期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组织师生座谈会等，广泛收集用户对平台功能、资源、使用体验等方面的改进建议，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术故障的修复、制定落实改进方案。自适应学习平台凭借其独特优势，为医学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将其引入医学教育领域，有助于构建智能化、个性化教学新模式，以信息化手段为医学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培养医学领军人才的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医学院；本文系2024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教育现代化实践研究专项重点课题〈2024CXJG007〉、2025年第一批全国高校智慧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BLDXZHKCYJ012〉）

2025-6-9

以文明实践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 新时代文明实践以全方位的服务助力群众需求的满足，通过把志愿服务作为主要活动方式，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忧、应群众之所盼 ● 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系统性的整合把各个条条块块中的资源挖掘调动起来，根据文明实践活动需要和群众需求进行激活、下沉和共享，形成资源的再配置、再优化，形成整体合力 ● 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立体化的理论宣讲助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肩负着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程，是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效载体。对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动员和激励广大农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明实践是以群众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共同理想信念为抓手，强化理论武装，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能够通过活动整合各方资源要素凝聚起最大的向心力，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以文明实践立体化宣讲破解治理价值离散随着市场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大量走出乡村、进入城市，逐渐接受市场规则的熏陶，村庄共同体日渐消解。一方面，农民之间的利益关联弱化。传统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都在乡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自足的规则体系。随着市场化和代际性的发展，农民之间的经济关联度在弱化，乡村空间对他们的生活意义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干群之间的心理差距拉大。自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对农村由资源汲取转换为资源赋予，由此带来了基层干群关系的悄然转变。在基层调研中，存在着群众抱怨“为什么别人能享受（政策），我却不能享受”，而乡村干部则牢骚群众“想要的太多，不愿意付出”，导致干群之间呈现“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立体化的理论宣讲助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和共同价值理念的建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例如，依托县、乡（镇）、村（社区）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接地气的理论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坚持选拔政治过硬、理论深厚的骨干力量（党校、高校教师，社科专家等）充实宣讲人才队伍，吸纳道德模范、乡贤五老等基层一线群众参与宣讲，用百姓话说百姓事、用大白话说天下事，把理论话语转化为群言群语，确保群众听得懂、能接受，实现党的创新理论更准更快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如，贴近群众思想观念变化，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秉持“群众在哪里，宣讲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把阵地建到群众的家门口；按照“群众困惑什么，宣讲就积极破解什么”的要求，统筹运用传统阵地和新载体新手段开展有温度的宣传教育，及时解决群众思想上的难点、堵点，让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以文明实践全方位服务破解治理主体分散在市场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基层治理的主体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农民的分散化趋势日益明显，突出表现在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上。从留在村庄的人员来看，主要是“一老一小”。根据调查数据，深度空心村（空心化率大于43.4%）占48.8%，接近一半。留在乡村社会的主体是老年人，他们的眼界相对有限、观念相对保守。有些基层干部坦言：做他们的工作特别难，尤其是一些高龄老年人，不支持、不理解是常态。群众对干部的不理解、不支持，造成基层治理陷入“说话没人听、办事没人跟”的尴尬处境。从流出村庄的人员来看，呈现“两头在村，主要在外”现象。流出乡村社会的绝大多数青壮年，他们因工作需要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城市，又周期性地在城乡之间穿梭，呈现一种“进城又未落城，属村又不在村”状态。由于在村时间普遍较短，再加上主动意识不强，他们也就难以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新时代文明实践以全方位的服务助力群众需求的满足，通过把志愿服务作为主要活动方式，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群众之所想、忧群众之所忧、应群众之所盼。例如，聚焦“一老一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老一小”是基层服务的重点，“一老一小”有保障，千家万户才安心。文明实践坚持将“一老一小”纳入志愿服务保障对象，把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在助“老”方面，通过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卫生清洁、爱心义剪、适老化“小改造”等服务，确保老年群体“时时有人护、事事有人管”；在爱“小”方面，通过开展身心健康、安全守护、关心关爱等服务，呵护儿童健康成长。再如，文明实践始终坚持群众主体地位，强调人人参与，让人人在参与中守望相助。各地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拓宽与群众面对面、键对键、心贴心的联系沟通渠道，把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工厂车间等都打造成为文明实践的阵地，让文明实践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以文明实践系统性整合破解治理结构流散基层治理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及不同层级的系统性工程。如果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间相互掣肘、难以统合，将导致治理结构的流散。从纵向看，呈现为治理“悬浮化”。各项治理任务下压到基层，呈现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的“漏斗形”结构，基层治理悬浮于基层社会，基层干部陷入“5+2”“白+黑”的超负荷运转之中。从横向看，体现为基层治理“碎片化”。基层治理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和机构，各方权力分散、责任不清。囿于部门壁垒和条块分割，各条块之间“联而不动”问题突出，导致基层治理组织只能根据上级所下放的权力与资源开展工作。这不仅限制了基层治理组织的行动能力，也难以形成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新时代文明实践以系统性的整合把各个条条块块中的资源挖掘调动起来，根据文明实践活动需要和群众需求进行激活、下沉和共享，形成资源的再配置、再优化，形成整体合力。例如，文明实践强调统筹协调，根据实际变化，因地制宜优化功能布局。文明实践坚持以县级党委承担主体责任，通过把中心建设有机融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着力破除了部门本位主义，推动了各个条块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国家和省、市优质资源直达基层、直抵群众，避免了资源的“倒挂”问题。再如，文明实践强调推进资源流动，要求有效实现共建共享。长期以来，文明实践坚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通过精准摸清家底资源、有效唤醒沉睡资源、积极吸纳社会资源，把各类阵地资源、文化资源、人才资源等充分地整合调动起来，形成了资源集聚效应。同时，通过三级阵地的打通贯通，推动县域之内、乡镇之间、村社之间的资源流动，不仅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综合使用效益，还助力塑造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院长；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双一流智库项目成果）

2025-6-5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共建美丽中国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做到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_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023年的30微克／立方米，降幅56%，PM_2.5年均浓度连续4年达标。2023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89.4%，较2012年提升27.8个百分点。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实施，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先后出台，构建起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近年来，各地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仍有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问题突出、历史欠账较多，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量大面广，需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不断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多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体系基本建立。环境治理体系建设面临新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需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以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决定》对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从系统统筹、协同治理、空间管控等方面入手，强化生态环境的统一监管和能力建设，为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落实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任务，以适应生态环境保护新需求，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构建高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期待和要求，必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一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联动良好局面。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从根本上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细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考核的具体举措。二是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制度有效执行。建立常态化生态环境行政监督制度、完善环境资源审计监督、完善问责机制。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舆情研判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与纽带作用，促进行业自律。强化对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的监督，通过搭建监测数据平台、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将企业环境信用与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相结合。三是推进生态环境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政策协同。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打好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组合拳”：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金融支持模式。四是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以绿色司法推动生态建设。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进一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立法工作。【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5-6-4

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强调“强化党建引领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这深刻揭示了基层党建在新时代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定位。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其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社会运行秩序与民生福祉的实现程度。在城镇化进程加速、利益诉求多元分化、治理事务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既存在组织架构与新兴治理场域适配不足，也面临党建工作与治理实务脱嵌运行的问题，如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路径选择尤为重要。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待加强。在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党组织作为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效。然而，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着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足的问题。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班子建设存在短板，一些班子成员缺乏参与意识，成员之间缺乏科学的分工与高效的配合，导致党组织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效率低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二是部分党员党性修养和服务意识不强，党员队伍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在群众中缺乏影响力和号召力，无法有效带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三是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不够紧密，对群众的需求和诉求了解不深入，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融合度不高。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将二者深度融合，才能实现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但目前，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在融合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在思想认识上，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到党建工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引领作用，存在着“就党建抓党建”“就治理抓治理”的片面思想，没有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导致二者在目标、任务和措施上相互脱节。另一方面，在工作机制上，缺乏有效的融合机制和平台，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工作各自为政，资源共享不足，信息沟通不畅，协同联动不够。例如，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未能充分整合社区内的各类资源，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企业等，导致这些资源在社会治理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基层治理资源整合不足。基层治理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然而，当前基层治理资源整合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从资源种类来看，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在基层治理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和浪费现象。在人力资源方面，基层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匮乏、现有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且面临着工作量大、待遇低、晋升空间有限等问题，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在物力和财力方面，基层治理投入相对不足，资源分配不均衡，一些偏远地区和薄弱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同时，社会资源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不够畅通，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基层治理资源主要依赖政府投入，多元化的资源供给格局尚未形成。在信息资源方面，基层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导致信息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和利用，影响了基层治理的效率和精准度。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提升其引领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前提。其一，要着力优化基层党组织班子结构，通过选拔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到班子中，明确成员分工，建立科学的协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增强班子的整体合力和决策执行力。其二，强化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依托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等载体，常态化开展党性修养和服务意识培训，引导党员亮身份、树标杆，在社会治理中主动承担急难险重任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其三，建立健全党员联系群众制度，通过入户走访、民意调查、线上平台沟通等方式，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积极创新服务群众的方式方法，运用数字化手段搭建党群互动平台，开展“党建+民生服务”“党员微心愿”等特色活动，增强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需要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两方面协同推进。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树立“党建引领治理”的全局思维，深刻认识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目标的一致性，将党建工作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以党建目标引领治理方向，以治理成效检验党建成果。另一方面，构建“党建+社会治理”联动机制，依托基层党组织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平台，如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议事会、网格治理中心等，统筹协调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形成“大事共商、资源共享、难题共解”的治理格局。整合基层治理资源。整合基层治理资源需要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资源供给体系。在人力资源方面，加大基层治理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通过定向招聘、专题培训、待遇提升等措施，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扎根基层的专业化治理队伍；同时，建立志愿者激励机制，引导退休党员、热心群众、社会组织成员等参与治理，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在物力财力方面，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优化财政资金分配，向薄弱地区和重点治理领域倾斜，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乡贤等通过捐赠、合作共建等方式参与基层治理，拓宽资源供给渠道。在信息资源方面，依托“智慧党建”“数字治理”平台，整合基层公安、民政、社保等部门的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壁垒，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处理机制，提升治理精准化水平。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引领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需从班子建设、党员管理、服务创新三方面夯实组织基础；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需通过理念更新、机制创新、平台搭建实现协同共治；多元资源的高效整合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需依托人才培养、社会参与、数字赋能构建治理共同体。（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财政局党组党校）

2025-5-28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及路径构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强国必先强农，强农方能强国。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推动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的进程中，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渗透到农业农村领域，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意蕴新质生产力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创新动力。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结果，其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促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展现出创新要素的重要地位。一是新质生产力利用数字技术武装农业劳动者，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农业人才具有创新性、主动性，能够把各种数智技术广泛应用于现代农业，全面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农村，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强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使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现实。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号召并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返乡创业就业，参与乡村振兴。这既加快了城乡融合，又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更提高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程度。二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农业劳动资料，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新动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数字农业劳动资料赋能传统农业，能够高效利用闲置的资产和要素，促进了设施农业、数字农业的发展。例如，无人机、智能农机装备等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各个环节的广泛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因此，新质生产力借助数字技术能够极大扩展农业劳动资料的种类和用途，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村产业转向合理化、规模化和数字化。三是新质生产力扩大农业劳动对象的范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可以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重塑农业市场经济体系，引领农业农村发展提档升级，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新质生产力将数据要素嵌入土地、农业生产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传统农业劳动对象，能够不断提升农业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从而走出一条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构想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现实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实践路径。首先，要深化大数据分析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通过收集和分析土壤、气象、市场等多方面数据，为农户提供精准的种植建议，优化农业生产决策。例如，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调整种植品种和种植时间，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利用大数据建立农产品需求预测模型，合理安排生产规模，避免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的情况发生。此外，还应加强物联网技术与农业设备的融合创新。开发更加智能、高效的农业物联网设备，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全方位实时监测和精准控制。例如，研发智能灌溉系统，根据土壤湿度、气象条件等自动调节灌溉水量和时间，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提高灌溉效率。其次，建立产业融合共同体。建立利益共享的农村产业融合共同体，有助于重构农业产业体系，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一要完善人、地、钱、技等关键要素的政策支持。首先应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对投身农村产业融合的有志青年给予政策保障。同时，健全土地支持政策，优先保障农村产业融合的用地需求，支持社会资本盘活闲置农房和宅基地，促进农业农村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二要鼓励农民积极参与产业融合。通过建立农民合作社，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强化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遏制企业控制产业融合的垄断现象。支持企业和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通过土地入股、参与产业联盟一体化运营、投入闲置资源等形式，培育和发展一批带农作用突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利益分配向农民倾斜。（作者单位：中共沭阳县委党校，本文系全市党校系统调研课题KT240719“让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现代化走在前——以沭阳县欢腾农业为例”阶段性成果）

2025-5-26

科技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成为现在及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工作重心。科技革命是推动人类文明进阶的强大杠杆，它不仅催生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突破、巩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还从根本上影响和改造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的重要驱动力。所以，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正视科技革命的正向历史作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次科技革命绘制出的人类现代化图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参照对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近300年的历史进程中，赋予人类文明现代化底色的“科技树”先后被点亮，第一次科技革命中的蒸汽机，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电力、电机、内燃机，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等，打开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一系列革命大门，为彻底告别传统社会奠定了不可逆转的物质基础。虽然现代化对任何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而言都是必经之路，但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方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些国家抓住机遇乘势而起，一些国家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错失机遇逐渐落后。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崛起，都得益于科技革命的红利，它们善于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科技探索活动中寻得未来发展的蛛丝马迹，善于从国家战略层面主动催熟科技革命，并驱动科技革命成果向生产生活领域强势转化。由三次科技革命绘制出的人类现代化图景，为中国式现代化厚积薄发提供了宝贵经验，成为其重要的历史参照对象。打破对西方科技革命的迷信与路径依赖，是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战略定力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中国人探寻自己的现代化，不能亦步亦趋、一味模仿。特别是在科技领域，更须打破现代化是西方化、现代化必经西方化、科技革命必循西式科技革命路径的种种“执念”，蹚出一条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如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较西式现代化的巨大优势，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中国多大程度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保持战略定力。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自主创新是中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只有独立自主、持之以恒地开展科技创新，才能最终实现质变，迎来井喷式的重大科研突破及持续涌现的全新主导产业群。发掘助力领跑科技革命的独特国情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科技革命的一般历程看，科技革命从萌芽到启动、再由成型到全面爆发，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完整面貌不可能在最初时段呈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科技革命初始状态下，科技革命的科研方向、依仗学科、技术标识和集群产业等也难以被精准描绘。所以，要抢占科技革命的先机和阵地，执政党和政府就须发掘独特国情优势。我国之所以能够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实现科技领域的逆境突围，根本原因在于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在助力领跑科技革命方面发掘并展现出得天独厚的国情优势。诸如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的高水平科研队伍、长期科学实践积累的科学家精神、尊崇优待科技工作的舆论氛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动力、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等。这些优势，是必然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底气所在。在这些优势加持下，中国得以进行战略谋划、高效落实、及时调整，逐步实现了现代化科技维度上的跟跑、并跑甚至领跑。激活科技革命对国家治理的科技支撑力，是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成熟定型的基础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迈向“中国之治”的关键衡量指标。一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决于治理组织和治理技术两个基本要素，二者有机结合，共同促进国家治理水平的提质升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人工智能作为引领这一浪潮的战略性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变了国家治理的组织形态与技术形态。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增强治理的预判性、主动性、科学性、关联性、时效性，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例如，风险防控是国家治理重要议题，近年来我国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对瞬息万变的人口、资源和交通等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优化了风险防控的赋权、决策、执行、纠偏等效率，整体上提升了治理的技术含量。虽然国家治理议题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往往都能在“全组织”与“强技术”强强联合的治理模式中得到妥善回应。拓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合作广度深度，是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世界意义的关键进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历史经验一再表明，推动科技革命不能闭门造车，科技创新的中心也不会永远囿于一国疆域，科技成果更不可能被任何国家独享，因此科技革命具有鲜明的国际合作底色。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蓄势待发，即将以前所未有的烈度重构国际科技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产业样态。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领域的重大科技进展，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各国前途命运。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摒弃“妄自尊大”与“妄自菲薄”的心态，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积极融入国际合作。我们要发挥国际合作的“路标效应”引导发展方向，利用“聚合效应”整合全球资源，系统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着力弥补创新能力、资源配置、体制机制等方面短板，力争在重大科技领域取得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性成果，为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应对时代挑战，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科技智慧，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示范价值与引领地位。【作者分别系中共益阳市委党校管理教研室副主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研究员。本文为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研究”（2022ZDAM02）阶段性成果】

2025-5-20

以法治之力筑梦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将法治理念贯穿于每一个司法案件之中。以法治之力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系统地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将法治理念贯穿于每一个司法案件之中。以法治之力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学”字当头，筑牢政治忠诚基石。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司法审判职能，自觉融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人民法院作为业务性很强的政治机关，加强党的领导从来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党组工作规则，坚决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主动向上级领导机关报告重大事项、重要工作、重点案件，让党徽所代表的政治使命与法徽承载的司法责任紧密融合。要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要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审判执行工作，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和实效，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积极应对审判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努力提升审判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公正、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干”字为先，坚守司法为民初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经常性教育，引导干警自觉站稳人民立场，紧扣“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聚焦强基固本抓实审判主责主业，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审判实践中，要深刻体会到法治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法治是市场秩序的重要保障，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要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切实扛起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重要责任。要依法审理各类商事案件，审慎处理涉企纠纷，保护合法产权，维护契约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为市场经济注入法治活力。法治是促进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为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供坚实保障。我们要坚持司法为民，加强民生司法保障，依法审理涉及教育、就业、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案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治的温度。要积极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审判效率和司法服务水平，推广在线立案、在线庭审等应用，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的诉讼服务，让司法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法治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要不断加强“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做深做实人民群众“家门口”的解纷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关口前移，要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严”字为要，强化担当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优良作风作引领。良好的作风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推动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要严格公正司法，以“如我在诉”意识依法公正高效办理每一个案件，以有是非、有力度、有温度的审判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建强班子带好队伍，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院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党组核心作用，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落实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三个规定”等铁律禁令，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法院干警担当作为，推动素质强警工作再上新台阶。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我们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在“学”字上见真功、在“干”字上见担当、在“严”字上见成效，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审判工作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落细取得实效，奋力开创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者单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5-5-15

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融入青年思政教育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迫切需要广大青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实的思想政治素质，积极主动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青年只有在理论上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在实践中切身体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实质，才能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明确人生价值取向，自觉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真正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融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培养新时代青年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内在保障，更是回应世界大变局和民族复兴战略需要的必然选择。强化理论铸魂，构筑理论宣传与思政教育相统一的育人体系。理论宣传与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讲清楚”“信得过”的问题，二者的统一能在学理性上廓清青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迷雾，增强青年的思想认同，是强化青年理论铸魂的内在要求。一是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全面融入思政课教学。思政课教学要有意识地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成果、历史进程和鲜活故事转化为思政教育的内容载体，以专题教学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时代特征和实践路径，使之入脑入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基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原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开展专题教学，帮助青年学生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及其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所在，进而深化青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解和认同。二是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宣传教育形式。除课堂教学外，还应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以讲座、论坛、学术报告、知识竞赛等多元化形式，充分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转化为青年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以互动式的传播方式拉近理论与青年的距离，使青年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同。推动知行合一，搭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育人平台。课堂教学是开展青年思政教育的基础环节，实践教学则是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和实现思想落地的关键载体，二者的一体化贯通有助于青年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做到知行的有机统一。一是打造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实践教学体系。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主题，建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实践教育基地，以实践教育基地为依托延伸思政课堂，拓展思政课教学空间。具体可以通过现代化建设中的典型案例，开展沉浸式实践教学，推进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协同育人，进而引导青年从现实层面感知和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深化青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认同。二是创新实践育人思政教育评价体系。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一体化的关键是要把社会实践参与纳入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范畴内，建立以实践能力和思想成长并重的思政教育评价体系。即鼓励青年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政治觉悟、理论认知和实践能力等纳入青年思政教育效果评价体系中，引导青年从被动实践向主动践行转变，使广大青年在理论武装和实践锻炼的双重塑造下，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进而树立起自觉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强多元协同，完善高校与社会协同联动的育人机制。青年所面临的多元化理念冲击和多样化成长需求要求建立更加开放、多维、立体的思政教育格局，即以密切的高校—社会协同联动来改变传统高校单一主体的思政教育格局，实现青年思政教育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是构建校地企合作化的育人共同体。高校在青年思政教育中发挥引领作用，除了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充分融入日常课堂教学、科学研究与校园文化建设外，更应积极主动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谋求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形成社会多主体联动的育人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高校要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围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产业发展等，与不同社会主体合作打造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实践项目；在此基础上，开展“青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社会实践专项活动，为青年学生走出校园，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亲身感知、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提供机会，切实增强思政教育的实践性和有效性。二是丰富青年思政教育主体。高校应当主动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思政教育，邀请现代化建设中各行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突出贡献者等进校园、进课堂，开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的专题讲座和分享交流等活动，与学生展开面对面交流。这种打通课堂内外、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有效贯通的思政教育方式不仅能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而且能使青年直接接触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榜样力量，进而有效提升青年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自觉。突出文化引领，打造文化传承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育人环境。文化环境作为隐形课堂对青年的思想养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文化感染、环境熏陶来营造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意蕴的育人氛围，能使青年在无形中受到教育和激励，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一是要将校园打造成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意蕴的文化场所。在校园环境中充分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元素，建设“随处可学”的育人环境。如在校史馆、校园橱窗、走廊等设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展示板或宣传栏，激发青年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二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培育浓厚的文化氛围。学校广播站、新媒体公众号等应开设“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专栏，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展、新故事，特别是要大力弘扬本校校友和在校师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奉献故事，以文化阵地传递正能量，引导学生见贤思齐，进而形成乐于奉献、勇于拼搏的校园主流风尚。三是举办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的文化活动。高校可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开展征文大赛、创新大赛、诗词歌会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以艺术形式激发学生家国情怀，使学生在沉浸式、互动性的活动中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与向往，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作者单位：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类项目“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乡村振兴的路径体系研究”<300102164622>阶段性成果）

2025-5-7

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研究

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当今世界背景下，大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观日益受到重视，其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观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发展方向和国家安全，要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实效性的外部支持，真正从根本上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还需从内部入手，激发大学生的内生动力。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充分调动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提升其整体国家安全素养，从而为国家培养更多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和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安全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对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价值。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事关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落实高校立德树人任务、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需要培塑大学生的爱国心和民族魂，引导其将爱国情感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量。（一）深化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迫切需要当代大学生是弘扬和践行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先锋和特殊群体，爱国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各民族人民的心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引导大学生形成爱国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让大学生在了解爱国传统中增强民族自信，培养大学生辨别和抵御各类错误思想和价值观的能力，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拥护和认可。当前，由于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的盛行和相互碰撞严重冲击了大学生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发展，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正在从一元走向多元化，参与国家建设的情感强度较弱，对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下降，甚至产生许多不良的负面情绪和认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对此，重塑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爱国理念，培育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引导大学生以维护国家总体安全为立足点，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战略高度，用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积极投身于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大业之中。（二）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实需要中国教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新人的培育离不开我国高校对人才的教育。高校是促进当代大学生独立思想和人格发展、培育社会责任意识、构建价值观念的重要堡垒，立德树人和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青年学生立德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自我、他人、家庭、集体、国家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感，高校落实树人任务就是提高人才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高校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多措并举，着力培养为国奉献的高素质人才。通过以课程教学浇根、以思政教育铸魂、集全体育人合力，倾力打造新时代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的育人新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社会的爱国主义氛围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感日益高涨，高校应充分把握大学是当代大学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重要阶段，在培养大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把国家发展方向和现实要求与其紧密联系在一起，全面系统地向大学生讲清楚我们所爱之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破除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普世价值”以及各种不良的社会思潮对大学生认知模式与政治价值观的误导。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高校应依据新时期时代新人的培育要求，适时调整工作目标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及教学管理体系等内容，以适应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发展。通过思政课程着力增强学生对“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认知认可，增强社会主流文化和思想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和主导作用。（三）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就是在时代背景下促进大学生的能力、智力、需求以及社会关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一方面，探寻大学生成长发展规律以激发其爱国意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价值冲突更为激烈，当代大学生也面临着社会利益结构剧变、网络冲击加大和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等因素干扰，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急剧交锋的形势，加速了社群文化和部落文化趋势的流行，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碰撞导致大学生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降低和缺失。近年来，在频频发生的违法犯罪事件中，与大学生有关的犯罪案件逐渐增加，这表明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意识刻不容缓，高校迫切需要以高校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和成长规律为出发点，聚焦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其进行分层、分类引领，加强大学生对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知识的学习，增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和综合素养。另一方面，高校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科教育，以强化科学育人。高校应逐步完善我国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提升人才质量，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校各类课程教学环节和青年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在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培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使全体大学生在国家观念、民族情结、价值理念等方面达成共识，正确认识世界动荡局势和中国发展大势，真正理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和制度优势。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路径 “内生动力又称内驱力，指在有机体需求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内部推动力，是驱使有机体产生一定行为以达到满足需求的内部力量。”为了更好地满足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激活大学生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践行社会责任的内驱力，可将内生动力理念引入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能够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并且能够践行其社会责任。（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激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学”的内生动力在当今社会，高校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心、公民道德以及法治素养等为主要内容来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以此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引导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稳定，更好地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在加强当代大学生国家安全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关心和关注国家安全理论教育的实质和内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断激发新时代大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最为活跃，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参与者，高校育人目标实现程度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成效直接体现在大学生身上，充分激发青年大学生成长为时代新人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使命感，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创新和提升国家安全教育时效性的重要动力来源。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育建立在国家安全责任意识基础之上，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要通过古今中外对比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青年大学生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学习主体，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激活“学”的内生动力，通过阅读观察、研究探索和社会实践等活动，强化国家安全责任意识，强化参与国家安全建设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担当，不断提高大学生的自立自强意识和国家安全理论知识。（二）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激活高校教师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教”的内生动力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促使多种形式的新媒体不断涌现出来，对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对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网络平台建设主要是“教育在线”和“教学网站”。“教育在线”是一个全面的教育平台，它将教育理论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提供完整的教育环境，高校教师通过该平台可以进行网上教学安排、课件传送、作业批改和难题答疑，能够及时掌握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通过追踪大学生网络参与情况对其进行疏导。大学生通过网络教育平台能够与老师进行交流，解决学习上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下的教学互动。教学资源库为高校教师提供授课所需要的信息资源和辅助资料，不仅满足了当代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自主学习和研究型学习的开展，而且有利于高校教师借助互联网技术积累和更新课程资源，从而提升教学水平。高校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原则，利用新媒体增添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趣味性和深刻性，提高大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真正做到为大学生所乐于接受。（三）构建协同联动育人机制，统筹多方面教育资源实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为了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高校将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教学活动中，建立系统完备的协同联动育人机制，培养大学生从法律的高度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一方面，高校党委应当明确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责任与义务。针对高校内部存在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要追究其相应责任，通过实行层层问责与处罚制度将国家安全教育工作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和个人，充分发挥不同课程的协调联动作用，规范不同学科的交流融合机制；另一方面，提高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法律意识是其具备国家安全维护能力的前提条件，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引导大学生自觉做到知法、守法、懂法、用法，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基本知识，掌握国家安全风险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以及违反法律法规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同时，系统完备的法律条文规范了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增强了大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结语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潜移默化的力量引领我们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景。一方面，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不仅是新时代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关键举措，也是高校履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教育者、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等多元主体共同努力以实现育人效果最大化。通过深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构建协同联动的育人机制，有助于激发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内在动力，提高其国家安全素养和责任感，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鉴于当前国际竞争的激烈性和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多变，通过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学科素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和手段，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紧密结合，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促进大学生以实际行动参与国家安全建设。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危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复杂多变，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主要内容和重点工作，青年大学生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培育其坚定的国家安全意识能够更好地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将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爱国主义为情感厚植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体现了爱国主义价值目标与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契合。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下，我们可以从合理利用网络平台、灵活利用多样化教育资源、提高教师队伍人文素质、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和网络环境等方面激发大学生的内生动力，帮助其实现全面而长远的发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金项目：2021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21CX503）； 2022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研究 ”（项目编号：2022AH051280）； 2023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和科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0371）； 2024年阜阳市社会科学项目“共享发展理念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路径研究——以阜阳市为例”（FSK2024022）.

2025-4-30

提升特色产业现代化水平激活县域新质生产力强劲动能

核心提示聚焦产业链条短、创新动能不足、数智化改造滞后、新质要素供给短缺等湖南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短板精准发力，以提升特色产业现代化水平为突破口，加快发展县域新质生产力，对于打造县域经济新引擎、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做好“土特产”文章，发展林下经济，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县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空间载体，县域特色产业是富民产业的根基，提升特色产业现代化水平是县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与重要着力点。目前湖南县域特色产业现代化水平偏低，不同程度存在产业链条短、创新动能不足、数智化改造滞后、新质要素供给短缺等短板。聚焦短板精准发力，以提升特色产业现代化水平为突破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打造县域经济新引擎、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融合促延链补链强链为主路径，增强县域特色产业韧性县域经济强县之所以强，通常与其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市场竞争优势密不可分。分类施策推动县域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是将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留在县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增强县域特色产业韧性的有效路径。当前，在美国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计划背景下，贸易战直接比拼的是经济韧性，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提升县域特色产业韧性尤为重要。我省应针对新型工业化主导型、农产品加工转化型、文旅融合主导型等类型县域分类施策，以融合为主路径，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一是推动特色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鼓励工业主导型县域围绕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花炮瓷器等重点领域，探索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衍生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重点发展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二是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支持农产品加工转化主导型县域推进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田园综合体建设，围绕粮油、茶叶、中药材等特色产业，探索“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共享农庄”“共享农田”“中央厨房”以及健康管理等新业态，培育一批以种养为基础、以加工为纽带、以商贸物流为支撑的产业形态。三是引导县域文旅深度融合。引导文旅融合主导型县域以打造旅游风情小镇、“慢生活”休闲旅游示范基地、乡村及森林精品民宿等为抓手，培强健康养老、“影视IP+科技+文旅”等文旅融合新业态，开发农耕文化、“数币+文旅”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和文创产品，推进县域文旅全产业链发展，打造多层次、全域化旅游目的地。以强化科技创新为主措施，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动能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随着我省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推进，城市创新资源逐步向县域渗透扩散。但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比，我省县域尚面临科技创新主体不足、平台支撑乏力等制约。建议采取“内培外借”双向发力措施：向内培强主体，构建科技型企业培育梯队；向外巧借平台，在中心城市建立“科创飞地”，助推县域科技创新，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动能。一是推动县域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引导县域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对接科技部火炬中心“火炬—星企航科创行动”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3.0，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孵化链机制。加快构建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以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为标杆的科技企业梯度培育模式，着力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二是培育壮大县域科技创新平台。以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型县市为契机，鼓励工业主导型县域围绕先进制造业、农产品加工转化主导型县域聚焦特色农产品加工、文旅融合主导型县域着眼于文旅深度融合，采取“企业主体、县级主建、市级主导、省级引导”方式组建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打造集科技成果研发、中试、转化、产业化为一体的引领性、特色化科技创新平台。三是加快推进“科创+产业”深度融合。鼓励县域主动对接在湘“双一流”高校，通过“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的方式实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鼓励县域与长沙、深圳等中心城市探索共建“科创飞地”“研发孵化飞地”，建立健全协同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在县域产业化。以推进“数改智转”为主策略，提升县域特色产业能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产业能级、促进价值链攀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随着“数字湖南”建设的推进，我省县域特色产业数智化改造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不同程度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场景供给匮乏、产业数智化改造推进较缓等问题，应下大力气破解，有效推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能级跃升。一是夯实数字化转型根基。以推进“四算一体”（算力、算法、算据、算网一体发展）为契机，鼓励县域加快布局建设云资源池、边缘云节点、内容分发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鼓励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龙头企业牵头，联合服务机构共建“数字化诊所”，成立“数字化工坊”，形成“数字化帮扶小组”，加快数字化资源供给与县域特色产业需求融合对接，引导县域找准“智改数转”新路径，实现“换道超车”。二是推动数字化改造升级。引导工业主导型县域以推动两化融合贯标和数字化改造项目为抓手，探索“数字化应用普及-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的数字化全覆盖路径，打造一批5G全连接工厂、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数字化车间，形成示范引领效应。鼓励农产品加工转化主导型县域以“数字化基地-数字农业工厂-未来农场”为路径，深化“农业产业大脑+未来农场”发展模式，推动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上云用数”，加快构建“数字+设施+机械”的智慧农业发展体系。支持文旅融合主导型县域加快打破虚实界限，以数字IP发展云旅游、云演艺、云展览等新业态，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模式，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联动。三是联合开展场景创新。以高水平推进韶山等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沿“一地一景”思路，鼓励县域围绕工业流程优化、智慧农业、智慧文旅等，重点培育打造一批标杆场景，开放一批垂直应用场景机会，构建“应用场景-产品需求-能力需求-技术攻关-产品形成-性能提升-场景应用”的循环迭代。以优化要素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县域特色产业效率水平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当前，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应着力破解新质要素供给不足、要素配置不甚合理的制约，提升效率水平。一方面，打造县域聚才留才优势。引导我省县域聚焦特色主导产业绘制“人才地图”，大力推行“科技副总”“周末专家”“银龄工程师”“湘商回归”等柔性引才新模式，补好人才“断链点”。支持县域在长沙、深圳等地设立“人才飞地”，创新“双向挂牌、双重领导”管理模式，加快实现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市场配置、契约管理”。另一方面，优化金融服务效能。建议组建湖南省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创新“金融资本+龙头企业资本+重点项目”新模式，提供“融资+融智”“投资+贷款”一揽子金融服务。鼓励不同县域聚焦特色主导产业链，建立特色产业链供应链金融链长制，探索“1+N”（一家链长银行+N家协办银行）金融服务机制，通过“一链一策一批”满足产业链融资需求。（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高端智库领军人才）

2025-4-29

短视频视域下“五育”育人的价值、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

摘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明确提出“更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1]。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形式之一，为高校育人工作提供了新的载体和路径。然而，短视频育人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如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学生沉迷短视频等。本文旨在探讨短视频视域下“五育”育人的价值、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教育创新提供参考。关键词：五育融合；全面发展；短视频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这一重要论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五育融合”育人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短视频在带来便捷与乐趣的同时，也悄然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传播渠道，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构成了潜在威胁。高校作为培育新时代青年的关键阵地，探索短视频视域下的“五育融合”育人模式，不仅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新时代教育要求的积极回应。一、短视频视域下“五育融合”育人的时代价值（1）灵活便捷的传播方式拓展了“五育育人”的时空性传统的大学生素质教育往往受到固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然而，作为高度集成的社会网络平台，短视频以其在传播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性，创造了一种“随时随地学习”的学习新范式。此外，短视频的传播路径具有多平台、多渠道、多维度的特点，仅需轻点指尖，其内容便能轻松跨越平台壁垒，实现广泛共享，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因此，短视频为大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全面发展搭建了一座无缝桥梁，使他们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各种形式的短视频教育资源。教育时间可以无限延长，虚拟世界的教育空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显著提升了“五育融合”教育模式的时空效能[2]。（2）音画相称的呈现形式提升了“五育育人”的趣味性短视频作为一种集文字、图像、音频等多重元素于一体的新型媒介，通过巧妙运用美颜、滤镜、特效及道具技术，打造出了一种音画交融、相得益彰的视听效果，为用户带来多维感官的沉浸体验。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积极利用短视频这一新兴形式，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以及劳动教育等多元教育资源巧妙融合，让原本生硬刻板的文字内容在短视频的呈现下变得生动鲜活，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通过音画和谐统一的表达方式，有效避免了传统理论说教的乏味与枯燥，使得大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主动倾听、深入思考、真正理解教育内容，从而显著提升了“五育”教育内容的感染力、吸引力与趣味性，为新时代人才培养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3]。（3）丰富多元的内容供给丰富了“五育育人”的多样性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媒体，汇聚了社交技能、新闻信息、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生活百科等各个领域的海量资源，形成了信息的宝库。大学生作为短视频的主要受众，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意识，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和目标，自主搜索各种在线教育资源，满足学习新知识、掌握技能、了解社会、拓宽视野等多种需求。基于此，在短视频平台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信息进行筛选、处理、整合，注重时效性、准确性和教育价值，引入优质资源可以激发思维、开阔视野、提升素养，推动教育资源不断更新升级。二、短视频视域下“五育融合”育人的现实问题（1）茧房效应”引发认知局限在当今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短视频产业中“算法推荐”和“定向分发”技术的普及，虽提供个性化服务，却暗藏危机。这些技术导致大学生的信息接收环境高度同质化，形成“过滤气泡”，使大学生仅接触相似观点，排斥不同声音，如同身处回音室。这种“个性化”内容虽满足短期兴趣，却限制了认知视野，阻碍了对世界的全面认识和新知识的探索[4]。此外，“标签管理”加剧了“茧房效应”，影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五育融合”教育理念下，大学生需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素质。但“信息茧房”导致他们可能过度沉浸于某一领域，忽视其他领域学习，造成素质结构单一化，违背了“五育融合”的初衷，影响大学生的全面发展。（2）“娱乐至上”：催生价值盲从短视频平台上，“网红文化”与“粉丝文化”等非主流现象蔚然成风，凭借新奇魅力吸引众多大学生关注。部分创作者为追求流量，采用戏谑、恶搞等手段，甚至挑战主流价值、传播错误观念，以博取眼球。大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思想尚显稚嫩，认知亟待理性引导。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很容易在情绪的驱使下盲目跟风，盲目崇拜所谓的“偶像”和“网络红人”，进而被错误的利益驱动和价值观念所牵引，陷入价值盲从的境地。这种盲从不仅可能使大学生在娱乐化的喧嚣中迷失自我，还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娱乐至上”的短视频文化不仅可能导致大学生价值迷失，还可能削弱他们的学业表现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让他们在面临未来的挑战时，缺乏必要的准备和应对能力。（3）深度不够降低育人实效短视频在推动“五育融合”过程中，以其独特优势激发学习热情，为思政教育探索出了一条新颖且富有活力的路径。然而，在实践中，“五育”与短视频的融合程度尚显不足，这无疑对育人成效构成了制约。短视频以其碎片化的特点，虽能迅速满足大学生对于信息快速消费与娱乐的需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教育内容趋于表面化，进而削弱了学生独立思考与审慎判断的能力。以德育为例，短视频往往仅聚焦于道德行为的瞬间展现，而难以深入挖掘其背后的逻辑内涵与价值导向，导致教育效果仅停留于浅层次的模仿层面。在智育层面，知识点呈现得过于零散，难以帮助学生构建起完整而系统的知识框架。至于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尽管短视频能够直观地展示基础技能，却因缺乏深度的解析与理念的传递，难以激发学生对这些领域的深层次兴趣，更无从谈起高层次技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三、短视频视域下“五育融合”育人的优化路径（1）强化思想引领，弘扬主流价值观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核心阵地，面对短视频传播中泛滥的数字垃圾，必须主动出击，积极应对挑战。一是利用高校的平台优势，创立并运营官方账号，深耕内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短视频作品中，实现文化与短视频的有效耦合。二是通过创作与遴选一系列弘扬主旋律的优秀短视频，传递正能量，提高大学生审美能力，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三是加强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高校利用短视频平台加强正面宣传，开展线上互动，吸引大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创作热情，感受主流价值观的魅力。通过隐性传播，厚植爱国情怀，提升大学生信息筛选和批判性思维能力。（2）革新工作方法，耕耘“五育+短视频”沃土高校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优势，积极进驻并打造特色品牌，构建符合大学生发展需求的话语体系，精准把握其思想动态。一是高校进驻短视频平台，发挥教育资源优势，将学校、学院、专业特色等元素融入短视频内容，通过接力、快闪等创意活动，创作新颖、有趣的短视频，让大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主流价值观的熏陶。二是创新话语表达方式。高校借鉴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的成功经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严肃与娱乐间寻找平衡，用微观视角讲述人情味故事，发挥“领头雁”作用，使短视频平台成为孕育中国式现代化新青年的有效阵地。（3）优化传播矩阵，塑造短视频育人辐射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信息技术融合。在这一“大思政”格局下，高校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将短视频APP转化为推动“五育融合”育人的有力工具。一是高校实施扁平化管理，鼓励优秀学生参与网络传播，形成全面、立体、多元的传播矩阵，提升短视频APP在网络思政中的影响力，让“五育融合”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形成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氛围。二是重视用户体验。高校深入挖掘短视频在“五育融合”中的独特优势，如通过短视频展示体育运动的魅力、艺术创作的灵感、科学实验的奇妙等，以此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安排专人推送内容、维护平台，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三是健全奖惩制度机制，定期举办短视频设计大赛，鼓励学生围绕“五育融合”的主题进行创作，以此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四是加强舆情监管，实现上网实名制，实时监测舆情，制定危机预案，查处违规账号，引导规范使用网络。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2]项贤明．“五育”何以“融合”[J].教育研究，2024,45(01):41-51. [3]石中英，董玉雪，仇梦真．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内涵、合理性与实现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24(02):65-69. [4]隋文馨，秦燕，黎红友．跨界与融合：短视频时代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困境与路径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02):112-118. 本文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研究课题一般课题——新质生产力融入林业院校工科专业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与实践，课题编号：2024SY009。作者信息：张文芳，女，硕士，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陈慧慧，女，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李斯，男，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李昕，女，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程钰莹，女，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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